“ 131年前的今天，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
今天我们再一次缅怀纪念一位世纪伟人——毛泽东！
从青年时代主编《湘江评论》开始，到后来成为领袖人物，毛泽东为传媒写过大量社论、政论、杂感。
解放战争期间，新华社播发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别了，司徒雷登》《将革命进行到底》《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名篇，都出自毛泽东之手。
因此，毛泽东也被称为“级别最高的记者”。
01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就与传媒结缘。
回望他的一生与传媒与新闻记者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早在1914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一篇题为《读书会的商榷》的文章中提出：“报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办法。”当时传统媒介报刊是纵览天下事的最佳渠道。
毛对有益传媒这一精神食粮的心仪和珍视，贯穿于其波澜壮阔的一生。
1910年，毛泽东在东山小学读书时，得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合订本。
《新民丛报》是1902年在横滨创办的一家保皇派报刊，它宣传了民主改良思想，批判了封建制度，并介绍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的系列观点。
毛泽东第一次与报刊内容面对面，让他兴奋不已。
对西方进步文化和各种新思潮的介绍，对他有重大影响。
梁启超的代表作《论报馆有益于国是》中，提出的“去塞求通”的观点及“报馆有耳目喉舌的作用”对他也有所触动。
毛尤喜没有八股味“笔下常带感情”的梁氏文章，对梁氏文章反复读，甚至背下来。
毛青年时代作文都“习梁启超式的文体”，进入湖南第一师范时，他的作文竟然是“康梁体式”，老师袁老先生评价他的文章“尽是报馆味”。
阅读报纸让他尝到甜头，也许这是毛泽东最早对报纸产生兴趣的动因之一。
1911年，他接触著名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开始了解中国大事，“感到中国人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了”。
特别是，他从《盛世危言》中第一次接触并认识“报纸”这一概念。
在这本书中，郑观应提出广设报纸，以求“民隐悉通，民情悉达”的办报主张，这让有着强烈探索意念的毛泽东对报纸的作用有了一定的认知。
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图书馆里，有湖南、上海、北京等地的报纸，毛泽东每天都要去看一、两个钟头。
第一师范的同学称他为“时事通”，同学们有问题，随时请教毛泽东，总是“找他一谈就解决了”
毛泽东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1915年9月，辛亥革命时陈独秀创办，一年后改为《新青年》，陈独秀曾撰文强调“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的觉悟”。
毛泽东对此特别崇尚。《新青年》中李大钊撰写的评论，打动了毛泽东。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
02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宗旨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的发展”。
研究内容是“新闻之采集、新闻之编辑、新闻之造题、新闻通讯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新闻学之根本知识”。
突出新闻学理论的研究，强调实践，重视培养动手能力。
研究会延聘在美国攻读过新闻学的教授徐宝磺讲授《新闻学大意》，聘请具有丰富办报经验，以采访闻名于世的《京报》社长邵飘萍，给学员讲授新闻工作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和他多年来从事采访活动的体会、经验。
毛泽东获得了由蔡元培校长发给的听讲半年证书。
毛泽东师从当时最著名的新闻学家，接受过系统的新闻学理论和业务培训，获得了新闻学的基础知识和业务能力。
在此期间，毛泽东接受了中西方新闻学基础理论教育，学习了现代传媒理念，初步掌握了采访写作、出版发行的“十八般武艺”。
很快，年仅26岁的青年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办报，专门指出办报“不谈金钱、不谈女人、不谈家庭琐事”，狠狠箍住时代的痛点，直指时局！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为新民学会创办了《湘江评论》报纸，他亲自担任编辑和主笔。
心中藏着“洪荒之力”的青年毛泽东一开始就把杂志宗旨定位成了：鞭挞时弊、鼓吹革命、宣传新思想！
《湘江评论》是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是以评论为主的四开四版的小型报纸，辟有西方大事评述、东方大事评述、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
《湘江评论》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毛泽东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白天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
文章写好了，他还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自己到街上去叫卖。就在这种窘困生活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
《湘江评论》锋芒犀利，用白话文充分表达了追求世界进步思想的主旨，对湖南的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影响到江南各省以至于全国。
影响力越来越大之后，《湘江评论》也引起了反动派的仇视。1919年8月，第五期刚刚印出、还未发行之时，湖南军阀张敬尧就派军警查封了《湘江评论》，同时勒令解散湖南学生联合会。
《湘江评论》在全国影响极大。读者把它比作“湘江的怒吼”。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就大声疾呼：“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在这里，他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和宣传了革命的正确主张，号召广大群众行动起来，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与地主、军阀、资本家作斗争。
《湘江评论》创刊号印2000份，当天销售一空，后加印2000份。从第二期改印5000份，深受读者欢迎。
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评价它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报刊。
北京的《晨报》也予以介绍，说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
26岁的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各种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
同年8月，《湘江评论》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
9月中旬，毛泽东接手主编《新湖南》。全面革新，提出四条宗旨：“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之后，他到北京组织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向北京、上海、汉口等地报刊供稿。
他还指导《湖南通俗报》的出版，任长沙《大公报》馆外撰述员。
03
1919年11月8日至10日，湖南《大公报》连续三天刊登特别启事：“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此后的三年中，毛泽东同湖南《大公报》建立了良好关系，为该报撰写了不少文章。
早期的湖南《大公报》在省内享有盛名，无论是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以及反对军阀黑暗统治的斗争中，还是在传播新文化、宣传新思想的过程中，都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其公正、敢言、开放的风格与青年毛泽东的个性非常相合。
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写道：“湘城报纸近七八家，《大公报》殊有精神，以仄于篇幅，不能多载新闻。”
以此可见，湖南《大公报》是一份有思想、敢说话的报纸。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新湖南》先后被查封之后，毛泽东暂时不能通过自己主办刊物来宣传新思潮，动员人民群众与反动军阀作斗争了。
但湖南的五四运动正在深入发展, 人民群众还有待于继续宣传发动，这样的客观形势和环境促使毛泽东决定利用湖南《大公报》这一宣传阵地。
《大公报》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是湘潭人，如主笔龙兼公、张平子，编辑龚介眉，总经理朱矫等，毛泽东与这些同乡交往甚密。
毛泽东充分利用“馆外撰述员”的有利条件，在湖南《大公报》，发表了大量文章，包括消息、时评、杂感、通信等等。
毛泽东1919年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文章13篇，1920年18篇，1921年1篇、1922年2篇，一共34篇。
主要是围绕两个大事件展开的：即1919年的“新娘赵五贞自杀事件”和1920年的“湖南自治运动”。
1923年，毛泽东与李达共同创办并主编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1925年，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创办并主编了国共合作下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政治周报》，这是毛泽东亲自创办和主编的最后一个刊物。
他于1926年3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3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名篇。
他还相继在《新青年》《女界钟》《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数十篇，引起广泛关注。
04
毛泽东怎样写新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讲政治，有高度，有气势，留下了时代印痕；二是语言生动、简洁，有个性。
说到底是杀鸡用牛刀，冰山露一角，这是一个政治家、文学家在借媒体的一角来做文章。
他写的新闻文章，旗帜鲜明，尖锐泼辣，分析精辟，准确明了，生动形象，逻辑严谨，知识广博，气势磅礴，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毛泽东古文底子深，长期以电文指导战争和工作，惜墨如金，数字如珠。如“锦州攻克，长春解放，该敌走投无路，全部猬集黑山、北镇、打虎山地区，企图逃跑。我军迅移锦州得胜之师回头围歼，飞将军从天而降，使该敌逃跑也来不及”。
毛泽东多次强调新闻真实性原则，多次提出新闻基本要素必须真实，亲自动手改正或者指出错别字。
毛泽东说：“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
毛泽东强调写文章要深入调查研究，“用事实说话”，“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严禁扯谎”。
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如实报道战争或者自然灾害等，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 ，并且“要分析，不要片面性” 。
毛泽东注重新闻事实选择切合群众的生活，又强调新闻的通俗性和趣味性等等，“登消息的次序，本乡的，本区的，本县的，本省的，本国的，外国的，由近及远” 。
“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 ，这样的新闻才真实才有味道。
文章要扫掉“党八股”的文风，应准确、鲜明、生动，“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 。甚至在标题、导语和新闻的排版、字体等方面，毛泽东都给出了切合实际的中肯意见。
毛泽东的新闻作品特点是充分运用了群众的语言，特别是广为人知的成语，从而容易为群众接受。
毛泽东认为，写文章要有群众观点，心里始终装着读者。
毛泽东说：“你讲话是讲给别人听的，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嘛！”“要想到对方的心理状态。”
“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
对于在写作过程中如何站在读者的角度想问题，毛泽东有多方面的阐述。“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毛的文章很少有重复的词句，有些相同的事实，也能用不同的词汇准确地表达。
在文章的语言上，毛泽东主张要照顾读者的心理，“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他强调，文章不仅要讲清道理，而且语言要生动活泼，做到“理情并茂”，这样的文章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他说：“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文章也不能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他称赞鲁迅的文章既不太软也不太硬，不难看。
05
毛还特意指出，写文章实事求是的基础是要有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要认真开展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强调“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只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才可以把握住问题的本质联系，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来的文章，也才能有毛泽东所说的“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
毛泽东指出：“写大文章不是大笔一挥，滔滔不绝，要根据下级和群众的意见，要有材料有分析，过细研究才行。”
他称赞中国古代《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是“一位了不起的人”，认为郦道元很会调查研究，说：“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写文章之前，最好到处去跑跑，把写文章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对照毛泽东农村调查的扎实作风，我们也看到了现在部分年轻记者的浮躁作风。
一些记者不是“双脚跑新闻”，而是“上网扒新闻”，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偏听偏信，缺乏核实新闻真实性的踏实作风和最基本的求真唯实的态度。
另有一些媒体和记者，为追求所谓轰动效应，抢夺第一手独家新闻，竭尽所能吸引眼球，不惜炮制虚假新闻。
新闻采访和调查一样采访要全面，要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了解情况。
要综合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以及比较、分类、统计、推理等手段，对调查中掌握的材料进行深入分析、思考和研究，做到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找出规律性和普遍性的东西，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06
毛泽东针对有些报纸发的文章，脱离实际和群众需要的做法批评说：报纸的领导有正确的领导，有不正确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按客观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客观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编报的人感到不自由，编出来的报纸群众不爱看，这个领导一定是教条主义的领导。在办报问题上，要反对教条主义。
为此，毛泽东要求，报纸的领导者和具体工作人员要注意加强调查研究，“应该经常到下边去，呼吸新鲜空气”。这里的“呼吸新鲜空气”显然是毛泽东的一个比喻，其意在通过调查研究，尽可能全面地了解社会实践中的鲜活情况。
媒体记者处在新闻第一线，采写新闻报道最忌缺乏分析和思考，没有原则和立场，人云亦云。
毛泽东着重谈到一点：记者要善于分析，“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
事物的情况总是复杂多变的，再加上人们各自看问题的角度、掌握的情况不一。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往往有差异甚至迥然不同，这就需要多方比较，辩证分析，得出尽可能客观和全面的认识，防止片面性。
毛泽东指出：“记者要善于运用这种方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
他要求新闻记者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如果掌握了辩证法，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的文章就会逐渐减少。
在办报做媒体过程中，毛泽东还尤其强调要处理好褒和贬、抢和压、冷和热、软和硬的辩证关系，何时褒、何时贬，何时抢、何时压，何时冷、何时热，何时软、何时硬，都需要从实际出发，经过分析和比较，作出正确判断。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报上的文章，“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此外，用语是“软”还是“硬”，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报纸刊发的文章，要让一般读者爱读、读得懂，如果过于专业，一般读者读不懂，就会影响效果。
1957年，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的代表谈话时指出，“你们的报纸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太过于专业化，有时就容易枯燥，人家看的兴趣就少。搞专业的人也要看专业之外的东西”
做媒体不但要务实还要务虚，要发好议论、写好评论。
毛泽东多次说：“搞新闻工作，光务实，不务虚，不好。有了看法，有了意见，就要找机会、找题目发挥。”
他主张，要在新闻和消息中插几句议论进去，使看的人明白这件事的意义。
当然，写评论要结合情况和政治形势，要写得深刻但又不失活泼，不要刻板，形式要多样化。
他还认为：“政论应该像政论，但并不排斥抒情。”有些地方需要适当作些抒情，以感染读者，引起读者共鸣。
毛泽东认为，报纸是每天出版的，它每天都要用几万字去影响几百万读者，因此，报纸上的文字应该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
古人说得好：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实际上，文风不好，不但读者不愿意看，而且还会造成有害的风气，不利于思想文化，也不利于政治经济。反过来讲，如果办出来的报纸，读者了了无几，那么，报纸的功用还谈何发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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