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真的就只能永远在路上，永远都不能让人看到我们反腐败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曙光吗？当然不是。只要我们全面回归毛泽东思想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让“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像毛主席当年那样，坚定地相信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勇于把主要精力放在放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起一支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为基干、以工农人民大众为主力的浩浩荡荡反腐大军上，同腐败势力与腐败分子打一场坚决、不妥协的人民战争，毛泽东时代能够办到的事情，今天的中国照样办得到！——虽然，只要私有制与私有观念没有被彻底消灭、阶级差别与对立存在一天，反腐败斗争就一天都不能松懈。
谁都知道，我国反腐败形势是相当严峻的。虽然党中央反腐败决心、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但腐败猖獗之势到今天也没有根本好转，则是不争的事实。据网上透露，我国在2021年6月28日建党百年时曾公布，自2012年12月至2021年5月，短短8年多时间里，我国光是省部级及以上高官涉嫌腐败被立案查处的就高达392人。而2021年当时，我国尚在任的正国级7人，副国级70人，省部级263人，合计才340人。就是说，短短八年多时间被查处的省部级以上涉嫌腐败高官总数，竟然比当时的省部级以上高官总人数还多！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幅多么严重与极端可怖的情景啊！因为没直接看见党中央公开发布的相关消息，不能肯定这一数字准确性，只是觉得这么严肃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太敢随意上网捏造吧？而且可以予以佐证是，就在最应该让我们信得过的人民解放军高层队伍里，因腐败被双开的就有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国防部长魏风和、李尚福，空军司令员丁来杭、政委田修思，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建平、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还有我们引以为傲的火箭军的三任司令员魏风和、周亚宁、李玉超以及政委徐忠波、参谋长李传广、孙金明等诸多顶级领导人！害得我们火箭军兵力部署的一切秘密，都被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掌握得一清二楚！直到最近，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25年1月10日消息，202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处分88.9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3人（包括又一个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因严重违纪，被停职检查；包括2025新年前，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张建春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厅局级干部3838人，县处级干部3.1万人，乡科级干部11.2万人，一般干部12.8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61.3万人。听起来够触目惊心吧？可以说，目前我国反腐形势之严峻，这些被查以及现在仍然还在台上的腐败官员们给我党、我国和我国人民造成的严重伤害，丝毫不亚于当年遵义会议前王明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之严重啊，只是似乎没有见血而已！要知道，因为王明路线，当年湘江战役一个战役，我中央红军就由8万余人损失到只剩下3万多人！如果不是我们党迅即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恐怕立马会面临全军覆没的悲惨命运啊！但记住，那时犯王明路线错误的人（包括博古、李德等人）大多可能还算得上我们的同志，他们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虽然这种“相信”要打点折扣），仍然具有一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信仰，只不过他们是严重地脱离了我国国情，盲目相信斯大林、盲目相信远在苏联的第三国际遥控瞎指挥而已。可今天我国的那些贪官们，明明知道其贪腐是严重犯罪行为，仍然宁愿与人民为敌还要这样做！足以证明他们统统都是马列毛主义、共产主义的叛徒、人民的罪人，是地地道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啊！要知道，这些高官们作为我国核心领导层级组成人员，虽然同14亿比较起来是极少极少数，可这真真是“关键少数”！如果这“关键少数”大多都是马列毛主义者，能够坚定地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的今天肯定早就好得不得了了，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事业之贡献也会更伟大得很！可现在偏偏是这么多“关键少数”腐败，而且他们远不是缺乏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那么简单，他们不仅是严重地脱离了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而且是一心向往美西方花花世界、灵魂深处已经同美日反动派、美西方那些最邪恶势力站在一起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忠实信徒，贪得无厌到贪腐人民血汗过千万、过亿仍然不收手的主儿！他们甚至随时都会想着怎样颠覆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让牺牲了上千万革命先烈而建立起来的我红色人民政权毁于一旦啊！如果不是习近平同志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然总览全局，完全可能让我们紧步苏联东欧的后尘亡党亡国，整个人类进步事业也会凭空倒退几十、几百、上千年也说不准！
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中旗帜鲜明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许多人曾怀疑这是不是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了？因为毕竟那时的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数还都是好的，有些人仅仅是露出一点腐败的苗头而已。可看一看现在这么多腐败高官，不管他们自己承认与否，其中会有一个人不想复辟资本主义，不是名副其实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人民的死敌吗？毛主席的话用到现在，更可谓恰如其分啊！而这些，恰恰都是由于否定了毛主席英明论断而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正如王震同志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也如陈云与李先念同志后来谈到时所说，“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就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就是说，只是在毛主席逝世二十多年后，铁的事实就摆在面前，他们才看清了，当年他们曾经跟着积极走过的那条路，就是一条复辟资本主义的路！可惜，等到他们明白过来后，一切都晚了——已经无力回天了！
这个时候，他们——陈云、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同志，还有胡乔木、邓力群等许许多多同志，作为曾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老一代革命家，却都是因为不理解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在毛主席逝世后才跟着那条路线走了的，而且都曾经自以为是，还都曾错误地以为是毛主席错了呢！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这里我们必须要问，天下真的只是这些人打下来的吗？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新中国的天下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高度组织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流血牺牲、共同斗争打下来的，这些老同志自然也在其中功不可没。而这些老同志之所以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那是因为他们那时深知，一旦脱离了群众，就没有活路，并且在行动上都已经全身心地融入到群众斗争中去了。如果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他们也只能什么都不是！而建国以后，他们中许多人做了大官，一切都变了，自然地会让其中的一些人觉得，没有了人民群众的监督，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他们会活得更好、更滋润。因而会“天然而不自觉地”排斥群众监督，仇视群众运动，或多或少地同旧社会的地主老财、资本家，在情感上站在了一起而不自知。特别是在毛主席逝世，他们中的许多人走出国门后，不禁“眼界大开”，看到日本、美国、西欧各国乃至还有韩国的高楼大厦、琳琅满目的商品，对比国内的小平房、许多仍然短缺的商品，情不自禁地会对毛主席领导我们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动摇，向往美西方的花花世界，进而产生“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裕起来了”的幻觉，完全忘记了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穷二白烂摊子、又面临帝修反丧心病狂的打压，怎么能够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大见成效呢？更看不到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足以彪炳史册的发展与进步，看不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光明前途，看不到毛主席逝世时，已经给新中国留下了雄厚的家底，为日后的经济腾飞备足了充分的物质基础，这时反而变成他们此后改开的底气！因而他们明明知道小岗村的包产到户，走的就是一条毛主席最反对的资本主义邪路，但仍然觉得不错，因为“一年就能跨过温饱线”，完全不能预见它几十年也过不了富裕门！似乎觉得这样做才正对自己的胃口，才便于其中一些人充分发挥其“当大官”的政治优势，为自己和他人谋取私利——腐败就是必然的了——以弥补他们多年来“受委屈”的损失。所以，有人竟然会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他毛泽东儿子在朝鲜牺牲了算什么，我的儿子不是也在文革中摔断了腿吗？（网上流传的此话是否准确我不敢肯定，但其对毛主席之怨气十足则确定无疑！）
更可怕的是，在这种大面积腐败的逆流中，甚至会逐步形成一个逆淘汰机制：越是腐败严重者，越是容易上位（因为他们侵占了大量社会资源，有搞腐败的雄厚“人脉资本”、极易受到狼狈为奸的“上峰”青睐啊）！如果有几个真正清正廉洁的人，处于腐败分子重重包围之中，绝对会成为众矢之的！有的腐败高官还公然叫板，“你们说我是贪官，请你告诉我，像我这个级别的官员，有几个不是贪官？！”实在是猖狂至极，但我们又的确无法理直气壮地驳倒他！有的贪官被抓去悠闲地蹲了几年大牢出来后，竟然还要举办酒席予以庆祝（实质是在向党和人民示威！）先前出狱的贪官还会前去接风、祝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同样猖狂到了极点！
当然，我们也完全不必太过悲观了。中央提出“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口号，一方面说明了我们遭遇到的腐败形势严峻至极，严峻到无以复加！同时也说明，我们党内不仅仍然存在着健康力量，而且这个健康力量仍然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不然，能够自我革命不松懈，把这么多有职有权的腐败高官不断地揪出来示众并严肃查处、并一直锐气不减吗？人们有目共睹：虽然高层腐败惨不忍睹，同时中央反腐败的决心与力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习近平同志清醒而深刻地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认识反腐败斗争，一定要有历史眼光、战略高度，着眼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反腐败斗争必须坚定不移，任何犹豫动摇、松懈手软或半途而废，都将犯颠覆性错误。要坚决澄清各种错误认识，廓清思想迷雾，进一步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没有休止符”。要“以坚忍不拔的政治定力、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宁肯得罪千百人，绝不辜负十四亿”。要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决心意志正风肃纪反腐，努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氛围和有效机制”。“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这不，新年伊始，党中央又吹响了反腐冲锋号，决策要坚决打好反腐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真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即使涉及到这么多人，涉及这么多身居高位的人，党中央仍然无所畏惧，绝不以“法不责众”相搪塞，不管腐败者是谁，只要涉嫌腐败了，有一个就查处一个，毫不心慈手软！主持中央纪委工作的王岐山、赵乐际、李希等同志更是无所畏惧，工作可圈可点，都不愧为习近平同志忠诚战友，值得人们永志不忘！
那么，反腐败真的就只能永远在路上，永远都不能让人看到我们反腐败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曙光吗？当然不是。只要我们全面回归毛泽东思想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让“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像毛主席当年那样，坚定地相信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敢于把主要精力放在放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起一支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为基干、以工农人民大众为主力的浩浩荡荡反腐大军上，同腐败势力与腐败分子打一场坚决、不妥协的人民战争，毛泽东时代能够办到的事情，今天的中国照样办得到！——虽然只要私有制没有被彻底消灭，阶级差别与对立尚存在一天，反腐败斗争就一天都不能松懈！过去我们依靠人民战争，能够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把国民党反动派打垮，把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打败，把黄赌毒黑与腐败势力一扫而光，今天我们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依靠人民战争，也一定能够彻底打垮我们党内的腐败分子与腐败势力，还给我们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与风清气正的人民政府领导下的朗朗乾坤！
而今天我们面临的现实，一方面是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与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另一方面则是官员腐败、尤其是高官腐败现象可谓前腐后继、绵延不绝，甚至有愈演愈烈的危险与趋势。这是为什么？
对此，我们不能满足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要全力找出我国今天腐败问题的总根源。根子上的问题找对了，找准了，对症下药，一切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而我国腐败问题的总根源，说复杂当然极其复杂，说简单也十分简单，就看我们能不能、敢不敢以旗帜鲜明的马列毛主义的态度，坚定不移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认真、科学、客观、公正地正视它！
习近平同志有一句名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张贴在各级人民政府的门框上！人所共知，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解放全人类，最终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多初中高级干部搞腐败，一言以蔽之，首先是因为他们统统忘记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放在眼里、装在心里，甚至就是要从根本上背叛这个初心使命!如果说一位普通老百姓忘记了这一初心使命尚可原谅，而中国共产党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内的那么多高中初级领导干部、包括大量省部级及以上高官们竟然统统忘记了（事实是背叛了！）这个初心使命，这就不能用任何偶然因素来解释了，一定是党的路线上出了问题。“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嘛。毛泽东时代，物质上的确不富足（三大敌人百年压榨下造成一穷二白的历史状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过来的），但精神上却是相当“富裕”的（精神上若坍塌了，再想恢复过来，就难了），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能做到清正廉洁。因为在那时，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而毛主席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国一盘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蔚然成风；雷锋、王杰、王进喜、陈永贵、钱学森、焦裕禄乃至我们整个党政军各级的大量领导干部、整个人民解放军群体都是人们争相学习的活生生榜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普遍崇尚的社会风尚；有人被发现一丁点贪污腐败、不正当男女关系等丑陋行径，都是见不得人、见不得光的，在整个社会都无法立足，每个人吐一口吐沫也足以将他淹死！这一切，只要是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们，肯定都有目共睹！
而毛主席逝世不久，有人就声称再也不搞运动，再也不用看人民群众脸色行事了。同时，又大批特批两个凡是，开展了所谓真理标准大讨论，决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果断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了一次“伟大的战略转折”。转折的前提是完全彻底地（其实是不惜违反唯物辩证法，形而上学地）否定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历时十年之久、几乎遍及全国城乡每一个角落、有几亿人口积极参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所谓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从此，历时四十年之久，虽然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能否定，但也不容否定是建国后的前二十七年、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时间里为改开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不能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贫富分化的现实，不容否认四十年改开同时也造成了人们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各层面上的极大倒退。社会上善恶不分、美丑不辨、荣辱颠倒、真假错位、是非混淆、道德滑坡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由此才造成腐败高发，愈演愈烈之势不可遏制……当年的胡锦涛总书记做了力图扭转乾坤的关于八荣八耻的重要讲话，可惜在人家的竭力抵制下，最终也只能无果而终。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
对此，我们必须认真、仔细地，从多方面、全方位地展开分析：
首先，四十年改开最大的疑点是，为什么要果断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大量的人，包括我们的社会主流，也包括左派内部的许多人，至今仍然不敢理直气壮地重提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很可悲的！要知道这才是我国腐败高发、久治不愈、“越反越腐”最重要的主因。
知道吗？虽然阶级与阶级斗争不是马克思最早发现的，但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绝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阶级分析方法，也是人们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观察和分析、处理和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最科学、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思想方法之一；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大厦就会立马坍塌下来（所谓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不断地遭遇污名化、日益虚无化就是由此而来的）。因为从社会上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现实出发，才有、也必然会有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细想一下，“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个话，似乎只是毛主席说的，马恩列斯都没有说过，其实不然。《共产党宣言》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说的不就是阶级斗争一直贯穿于一切阶级社会的始终，从而也必然成为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与总纲吗？列宁则多次强调，“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据首位”，“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不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另一种说法吗？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还说：“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直到今天，在美帝国主义者与台独分裂主义分子那里的所谓“政治正确”，以及中国公知们“逢中必反，逢美日必舔”，统统都是“政治挂帅”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代名词而已，只不过是同人民截然对立的敌对阶级的“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他们却死也不肯承认罢了。因为他们仅占据人口的极少数，承认了它，就等于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反抗他们自己！他们自然不能干这样的傻事！所以，“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以及毛主席多次说过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乃至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都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都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正是因为这一伟大理论的创立，才使毛主席足以与马恩列并列、甚至超越马恩列，使毛泽东思想（更确切地应称之为毛泽东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我党与国际共运的全部历史，凡是取得了应有成果的，其实都是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结果；凡是离开这个纲的，革命一定会遭受挫折！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都是为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阶级斗争需要服务的；离开了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能生存。
同时，由于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所谓“果断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不是主观上想取消就能够取消得了的！人为地要取消它，也只能使人民的敌人更加猖獗、阶级斗争更为激烈，腐败现象自然也会愈演愈烈，并导致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在这种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失败！——岂有他哉？！因为腐败与反腐败斗争就绝对是一场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且是当今中国社会顶顶严重、顶顶危险、关系巨大、相关党和国家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前途命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当中国的那些腐败官员伸出罪恶的贪腐之手时，不管其贪腐的社会财富是怎么来的，是来自何处的，又将掠夺来的这些钱财藏匿在何处、投向了哪里，它拿的都是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事实上都是他们在实施抢掠中国劳动人民血汗的阶级斗争行为！就是说，一切腐败行为，本质上都是腐败官员作为走资派抢掠劳动人民血汗的阶级斗争行为——而且客观上，从其贪腐第一款赃款赃物开始，是越来越要以这种抢掠人民血汗的阶级斗争为纲而不顾一切了（如其拼命行贿索贿受贿、买官卖官、向上爬，为了“政绩”不顾一切等举动，客观上都是为其更多、更大地实施这种抢掠的阶级斗争服务的），否则他们怎么会贪腐规模越来越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却不知停手呢？真可谓“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同时，一切反腐败斗争，本质上也都是代表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斩断走资派抢掠劳动人民血汗黑手的阶级斗争行为。诡异的是，贪腐官员们不断地打着拥护、宣扬“改革开放”的大旗，大搞掠夺劳动人民血汗的阶级斗争，却坚决地反对别人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而不愿意提阶级斗争、坚决反对阶级斗争的提法，连“总设计师”的四项基本原则也反对，如王伟光同志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也要反对得不遗余力。就是说，所谓取消、反对别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也恰恰是包括走资派在内的一切敌对势力在事实上、实质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鲜明标志。
所以，在我们名副其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敌对势力受到了强有力的压抑，力量会不断削弱，人数会不断减少，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也会不断地转化为人民的一部分（能够把鬼变成人），阶级斗争自然会日益趋向缓和，反腐败斗争也会日益接近胜利——毛泽东时代的风清气正就是这么得来的，只是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罢了；果断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没有了压力的阶级敌人会越来越活跃，越来越猖狂（能够把人变成鬼），力量会越来越壮大，阶级斗争自然会越来越激烈，腐败问题愈演愈烈，反腐败斗争形势也会日益严峻起来，从而形成了今天这样可悲的现状！
就是说，正因为当年我们不顾一切地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才使广大人民群众几乎完全放松了对各级官员的腐败行为的高度警惕性与应有的战斗性，才使得一切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各级官员们都有恃无恐（相信再也不搞运动，再也无须看广大人民群众的脸色行事啦），都敢于不顾一切地放开手脚大搞腐败了；甚至大量原本清清白白的好同志也会逐步走向贪腐之路变成贪得无厌的腐败分子的——这才是我国目前腐败高发的最根本原因！
其次，四十年改开第二个可疑点是，为什么在确定全国一切工作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非要果断取消阶级斗争这个纲呢？难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阶级斗争为纲，二者是根本对立、水火不容，只能二选一吗？才不是那么一回事呢！因为我们所说的“经济建设”不是任意一种经济建设，而是有着鲜明阶级性、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显而易见，在我国整个经济建设过程中，只有始终坚定地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保证我们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与社会主义方向，保证经济建设的成果牢牢地掌控在广大人民群众手里。否则，丢弃了或忘记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人们辛辛苦苦从事经济建设的成果就会大量流入到了包括众多贪官在内的中外资产阶级、中外敌对分子、敌对势力那里——四十年来每天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我国今天的劳动参与度世界最高，劳动时间最长，劳动生产率也并不低，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世界上产业最全、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已经在事实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了。但我们的两极分化程度竟然也超乎想象地发展起来，据说甚至超过了美国！而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还仍然低于美西方——这难道不是一道十足的悖论吗？！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结不起婚、育不起子、养不起老等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获得解决，那不正是因为全国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并没有全部拿到了全国人民手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分别进入了新生资产阶级、包括众多贪腐官员手里——据说今天我国有67.44%（即三分之二以上）的社会财富被仅占0.33%（即远不足总人口百分之一）的高官、富豪们据为己有了，而99.67%的人总共才拥有可怜之至的32.56%（即不足三分之一）的社会财富，基尼系数超过了头号资本主义大国老美。虽然通过“小红书”的对账，美国社会的腐败问题比我们还更严重得多，但同时也无法掩盖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大量社会财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通过引进外资、出口创汇等“合法”途径装进了美西方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口袋！让美西方人即使在已经产业空心化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通过对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剥削、掠夺，过上比中国人民更好的生活。而我们中国人忙来忙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却是“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甚至荒唐到不需人家费尽心机地来偷、来抢，许多中国人就会争先恐后地运用中国制造的、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运输工具，把大量中国人民血汗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亲手送给美西方！在肆意掏空中国的同时，又不断地助长着美元废纸变“美金”，不断地为美元霸权增添砝码）！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建设中完全取消了阶级斗争这个纲造成的！因为取消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就更有助于走资派们欺骗广大人民群众，放开手脚搞腐败、当买办、做汉奸，放开手脚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使得他们搞起腐败、肆意抢掠广大劳动人民的血汗来更加顺当，更能够“理直气壮”起来！
这不，之后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造舆论，确立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指导思想——猫论、摸论、先富论、不争论。即在声称再也不搞群众运动的同时，却大批特批两个凡是，在全国范围内搞起了一场所谓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好听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之下，把文革期间被批得臭不可闻、根本上不了台面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了老鼠就是好猫”等谬论拿出来大肆宣扬，其潜台词就是要“不争论”姓社姓资，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能够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就是“好”主义！不管使用什么方法、手段，只要能够多赚钱，能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能够凭空造就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就是好方法、好手段！所以，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又鼓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于是，实用主义的“四论”作为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指导思想，就在悄无声息之中堂而皇之地走上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舞台！
由此，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当年他们为什么热衷于所谓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那完全是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了可以给“四论”之首——“白猫黑猫论”贴金的“依据”了！而怎么叫“捉住了老鼠”，什么才算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他们则根本就避而不谈。在自然界，是否捉住了老鼠，人们当然一眼就能看清楚；但哲学上，什么叫“捉住了老鼠”？经济建设搞上去了，要不要考虑经济建设的成果最终流向了谁的手里？可就闭口不谈了。
对许多人来讲，或者对于社会主流推动的社会舆论来讲，只有赚足了钱才算“捉住了老鼠”（而不管这些钱是偷、是抢、是贪、是剥削掠夺还是从其他途径得到的），而且是只有具体的人，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赚足了钱才算“捉住了老鼠”（而国家赚到了钱、集体赚到了钱那是不算数的！因为那叫“产权不明晰”！）赚到的钱越多，就越有“真理”，“捉到的老鼠”就算越大、越多；反之，你没有赚到钱，或者赚到的钱太少，就算没有捉到老鼠！就是熊包、软蛋，就会让人瞧不起——这样，一切以赚钱为中心的社会思潮就初步生成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被肆无忌惮地喊了出来，再配之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之推行，事实上就等于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中心、以赚钱为中心为中心，一切以市场化、以私有化为中心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实质上是打着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幌子，明目张胆地搞以金钱为中心！而完全把毛泽东时代形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社会风尚抛到九霄云外。现在想起来，甚至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十五个字也处处暗藏玄机：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把人们的思想从被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束缚”下“解放”出来；所谓“实事求是”，就是把当时突出政治、政治挂帅思想领先、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一整套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一律扣上假大空（假话、大话、空话）、反对实事求是的大帽子；所谓“团结一致向前看”，则完全建立在对积极参与文革的力量统统赶尽杀绝的基础之上——当初他们为什么不惜冒着违背“一分为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风险，也要“彻底”否定文革呢？对一个涉及几亿人口、遍布祖国每一个角落、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说彻底否定就彻底否定了？这不是直接把广大人民群众统统视为傻瓜、笨蛋、白痴吗？
于是，他们全然不顾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的谆谆教诲，更全然不顾毛主席一贯严肃反对“三自一包”，预言如果搞了“三自一包”，很快就会产生两极分化，甚至可能产生小官大贪、大官巨贪、无官不贪的局面的警告——既然“批倒”了“两个凡是”，对毛主席说过的话自然就应该“解放思想”，完全不必在意了！并以强行推行“小岗经验”的方式，在全国农村强行解散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以比“三自一包”更严重的方式，直接搞起了分田单干的个体私有制改革，接着就又彻底“改革”掉了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已经“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原社队企业），更直接把已经高度组织起来的集体农民队伍，彻底打成一盘散沙，搞垮了我党执政根基的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率先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半壁江山基本搞垮。从中养成了多少贪官腐败分子、扶植出多少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没人能算得清！
然后就“农村包围城市”，通过“明晰产权”的“国企改制”、“管理层收购”、“抓大放小”、“靓女先嫁”等一顿忽悠，最后再来一个“下岗再就业工程”，把几千万产业工人从领导阶级的地位上拉下马，造成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全国人民几十年艰苦奋斗积攒下来的雄厚全民企业（所谓国有企业）的家底一夜之间就几乎凭空（通过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变成了企业经理等原管理人员以及众多高干子弟，与其他“能人”等的私人囊中物（大多通过企业财产低估——如价值上亿的国有财产，只以几千万的低价卖出→然后以这些原来的国有财产做抵押，从国有银行中贷款几千万而收购成功→最后，就以此后的企业利润即剥削此后企业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方式逐步还清全部贷款，原来的国有企业就“改制”成他们私人自己的啦），不仅让他们一夜之间“先富起来”，而且立马就变成地地道道、如假包换的资本家阶级的一分子。由此，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往往需要几十、上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资本积累，中国新生资本家阶级一夜之间就完成了——够神奇了吧！同时，从相关党政领导干部及其子女中能够孕育出多少腐败官员、腐败分子来，谁能算得清！抛弃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后，官员们面临贪腐之诱惑，又有多少人能抵抗得了？！所以，至今他们仍然会坚决地反对追究资本（所谓民营企业家们）原罪与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的天大问题，就毫不足怪了！只是，当初有人曾信誓旦旦地赌咒发誓，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不知道这个说法还算数吗？
在取消了阶级斗争这个纲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幌子下，许家印等锻造的恒大等众多所谓民营企业的唯一使命，就是以他们窃取的国有企业资产做抵押，不断地从国有银行贷款；到美国上市；到外国银行贷款而让中国的国有银行作担保，不断地做大做强；然后到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注册，将其变成外国公司，“合法”地把财产转移到国外。最后，就到美国申请破产保护，最终实现帮助美帝掏空中国，并让自己与老婆孩子、乃至子孙后代，通过移民美西方国家，而轻松永久地过着上等人生活！由此，许家印们所造成的腐败，绝不是一般的腐败，而是又一次让“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紧随苏联解体的悲剧，面临亡党亡国危险的腐败！
再次，由四十年改开产生的第三个疑点是，这一段历史本来声称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但为什么时隔不久，就要抛开堂而皇之的“一个中心”，抛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单单要拿“改革开放”这个所谓“强国之路”来说事？——为什么不叫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不叫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时代，单单要叫改革开放时代？为什么不惜丢掉立国之本，也要把改革开放捧上了神坛？为什么谁敢稍微亵渎“改革开放”四个字，谁就会瞬间被视为十恶不赦的恶人？甚至，为什么美国佬竟然也会直接威胁，“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开放，美国绝不会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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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道不是十分诡异吗？难道这个“改革开放”不是中国独立自主开创的，而是当年的美国佬逼出来吗？或者，就是我们有些人本着“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裕起来了”的“真理”而心甘情愿地甘当美国人的附庸也要这样做的吗？
由此，大量高官们就不顾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这个“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裕起来了”当借口，一心想着美国人的感受，想着怎样同国际即同美帝的“规则”“接轨”，全面复制他们的制度，为在中国全面实行（复辟）资本主义，而全然不顾中国人的死活。因而，这些人在贪腐中国人民血汗钱无数的同时，还要千方百计获取一张美国绿卡、移民美国，宣誓效忠美国，造就了一大批媚美、添美、跪美的汉奸精英，还会请来日本军国主义者来审查中国的教科书。如果认为这还没有满足自己的胃口，就先把老婆孩子们移民到美国，自己则继续在中国做官、贪腐，……这一切就都不奇怪了——这还能不腐败、能不带来几乎无官不贪、越贪越凶越大、久治难愈的超级腐败吗？
本来，我们改革开放的“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通过改革，一定要不断强化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一定要不断巩固和加强我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一定要不断巩固工农联盟，一定要不断激发广大人民群众主人翁的责任感与积极性，一定要在共同富裕基础上让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不是相反。至于所谓市场经济，也不是一定触碰不得。但须明确，社会主义制度下，最终实行的只能是计划经济体制，而绝不能是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初期（或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搞一点市场经济，但一定必须是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之下的、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是以市场为工具的计划经济，而决不能搞什么“完全”市场经济体制——以便将来能够顺利地逐步过渡到成熟的计划经济体制。因为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同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完全兼容；搞市场经济，搞市场化，就免不了唯利是图，免不了一切为了利润、一切为了赚钱，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腐败作为“润滑剂”，更是免不了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包括初级阶段）条件下，即使是一个企业组织（包括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也不能一切为了赚钱，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根本区别，忘记和拒绝讲这个根本区别是危险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也必须牢固树立首先要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服务的信念，其次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适当地考虑经济效益，不应完全不顾经济效益。这样，腐败行为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也将受到强有力的遏制！至于社会上的三个特殊行业，即以教书育人为基本职责的教育行业、以治病救人为基本职责的医疗行业，以及以公平正义为准则的司法系统，则完全不能沾染上市场经济的一丁点铜臭，更决不能搞市场化、私有化的“改革”！这三个本来似清水衙门的行业，因为有人也大力推行市场化、甚至私有化，今天竟然变成腐败的高发区、重灾区，教师与医护人员这两个本应春风满面、最平易近人的人员，法官这个正义的化身，竟然也有不少人变成了腐败的恶魔，实在令人唏嘘。
而提到改革开放的“开放”，我们就可以看到，有意把后四十年称之为改革开放年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旨在于为了把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污称为封闭、半封闭时代，以与后四十年改开时代根本对立起来！
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封闭半封闭吗？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丧透了良心！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一直都是开放式政党。例如早在抗战时期，我们陕甘宁边区政权不仅主动开放同苏联的联系，而且对美国也是如此。毛主席就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斯特朗等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同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史迪威将军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即使苏美两国都把主要援助对象锁定给了蒋介石集团，我们仍然初衷不改。后来美国的“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要扶蒋反共，“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但我们仍然“要把美国人民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从来也没有对美国人民关上过大门（否则，后来的“乒乓外交”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改革开放也根本无从谈起）。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更是直接把他们的军舰开进了台湾海峡，丧心病狂地要封锁我们，此后更是直接打造了两条岛链，旨在把我们彻底封死、困死！这是我们在搞封闭、半封闭吗？我们不仅很快就同苏联为首的各民主主义国家（即后来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在“打扫好庭院再请客”后，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越来越多，1964年，我们更是直接同美国阵营的法国建交了，搞得美国佬都十分狼狈、尴尬。我们一贯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苏两霸的正义斗争，一方面赢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使得“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同时又搞得美帝、苏修处处被动，最终使得美国总统尼克松为取得我国对其从印支三国“体面撤军”的谅解，不得不在反抗美帝的大标语下屈尊访华，对我们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公开表示“不持异议”。不久，田中角荣为首相的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放弃其长期坚持的两个中国错误政策，率先同我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在这之前，第三世界的朋友们则硬是挫败了美日等反动派的层层阻挠，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并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到1976年底毛主席逝世时，同我国正式建交的国家就多达111个，同我们建立正常经济贸易关系的国家与地区更多达180多个，其中还有不少国家部分地绕过美元，直接用人民币同我们结算双方贸易，我们还自己从美西方引进了成套先进技术装备，投入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了。可见，是毛主席，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开启了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只不过毛主席主导的对外开放是有原则的对外开放，是始终建立在独立自主基础上、以我为主的对外开放；而绝不是至今许多人骨子里、事实上依附于美西方、同美西方接轨的“对外开放”。即使在我们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时，我们也绝不是处处唯苏联马首是瞻，更不是一切照搬苏联。如我们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像苏联那样过激，而是实行非常人性化的赎买政策；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我们也没有学苏联搞集体农庄，而是实行独创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赫鲁晓夫诱骗我们建“长波电台”，搞联合舰队，阴谋让我们处处听命于他，我们也干脆予以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丁点腐败的空间吗？反之，改开期间的对外开放是不是有原则的，我们就不说了，但许多人总是愿意听命于美帝的旨意，硬是把“改革开放”神圣化起来，不允许中国停止改革开放！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个中隐藏之腐败源头绝对罪孽深重！如早在美帝一手搞起的新冠疫情尚未开始时，美国的辉瑞公司就不惜花费数亿美元向中国有关人员公关，诱导中国购买他们的辉瑞疫苗，隐匿的绝对是不可遏制的腐败！隐匿的就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罪恶阴谋！
最后，他们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从根本上颠覆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人人平等的观念与事实，硬是要把社会上的一切人统统划分为三六九等？首先，他们就把1965年毛主席亲手撤销的军衔制重新恢复起来，人为地把官兵一致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与战斗员之间划分出一条楚河汉界（阻断普通士兵直接晋升为指挥员的通道），并同时把指挥员划分成出（从少尉到上将）十个戒备森严的等级，像没落的封建制度下一样，下一级人员只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绝对服从上一级的意图，不得越雷池一步！接着又在人群中搞出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家公务员”制度，从根本上阻断了普通工人农民进入公务员队伍的通道！人为地制造出官民对立的制度基础！同时又把公务员划分为同样等级森严（从正国级到副科级）的十个等级，外加大量等级之外的不入流公务员。这样，通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式的封建统治秩序，人们之间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一旦确立，毛主席“造反有理”的大道理就完全失去了生存空间！大人物们再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再肆无忌惮地走资本主义道路来；再无论搞出多大腐败来；再让老百姓“吃二遍苦、遭二遍罪”来，都可以高枕无忧啦——想根治腐败？门儿都没有！
在人分三六九等，特别是官分三六九等的情况下，下级的官运前程就完全掌握在上级的手心之中，再说“你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说一千遍人家也不会相信。因为他会看得很清楚，他手中的权力就是他的上级给的（这就清晰地复辟了封建等级制度）！有时，在决定各岗位人选时，也会装模作样地征求一下基层百姓的意见，但那也仅仅是做给人看的，是否听从人民群众的呼声，听从到何种程度，归根结底都是“上级”说了算！老百姓完全无能为力！由此，大量为了上位的人，基本上不会去考虑基层群众的感受，只要千方百计让“上级”满意就一切都OK了！于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继而索贿行贿受贿自然就顺理成章了！而须行贿多少数额，有的竟然都明码标价——欲晋升相当高位的高官，数额竟然多达百万、千万之巨了！徐才厚、郭伯雄及多个省部级及以上高官秘密装满贪污受贿财富的大库房也会骇人听闻，点钞机也会累坏了若干台，运载百元大钞的大卡车也需若干辆！
总而言之，我国官员腐败问题之严重，我们不能把它单纯地看成经济问题，而必须实事求是地把它首先看做政治问题，提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被人们津津乐道、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抛弃阶级斗争这个纲，开启了迥异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新时代，举起了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这一切似乎并无不妥。但要知道，这个特色社会主义，是毫不避讳地把毛泽东思想摒弃在外的。虽然马列毛还会时常被提起，但自1979年开始了新时代的指导思想就是以“四论”（猫论、摸论、先富论、不争论）为代表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列毛事实上是被统统排除在外的（只是到了十八大以后才有了改观）。这当然是一次深刻的战略转折，但这一转折并不伟大，相反却极为惨烈，马列毛的正确思想路线被颠覆了，与生俱来的、建立在极力推行私有制改革经济基础之上的腐败大势不可遏制地泛滥开来、泛滥成灾了！
为今之计，欲彻底扭转腐败乱局——八年多时间里，省部级及以上高官涉腐人员竟然比现有省部级高官总数还多（虽然这有待于党中央确认，但绝不是一个小数则确定无疑），这还不够乱吗？党中央及早做出了两个确立，特别是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是极其英明的，也充分展现了习近平同志的伟大责任担当，理应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不然，换作谁，全国人民都难以放下心来！
但这仍然不够！毛主席曾经深刻地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再来一次新的遵义会议式的会议——在全国14亿各族人民中间，来一次超大规模的建国七十多年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大讨论，在充分与反复思考基础上，让一切能够表达自己真实意见的人都能反复多次、清晰明确地充分表达出自己的看法——毕竟真理是越辩越明嘛！只有在这种大讨论（或大辩论）基础上，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才能就这些历史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充分肯定建国七十多年来各个历史阶段，我们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找出各个阶段的重大失误。既要总结出各个历史阶段的成功经验，也要找出各个历史阶段失误的重大教训。通过这一次新的遵义会议式的会议，重新制定出《建国七十几年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颠倒了几十年的一些历史问题重新颠倒过来，把事实上已经丢掉很久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与毛主席革命路线重新请回来，深深地扎下根，让毛泽东的旗帜在960万方公里的辽阔国土上空永远地高高飘扬，让马列毛主义取代不靠谱的特色理论，切切实实地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与行动指南，再也不要一代一个“理论”、“思想”、“观”了，否则，我们的党章、宪法总有一天会承载不下的！
接着，我们还必须找出腐败滋生蔓延的直接原因，在放手发动群众基础上，有的放矢地改革创新，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反腐倡廉的制度性的规定来。
（一）严惩腐败，让官员们不敢腐。这是根治腐败第一个治本之策，也是真想反腐必走的第一步。
牵牛要牵牛鼻子，打蛇要打七寸，根治腐败也必须在紧紧地抓住腐败的要害上下手。那么，腐败的要害又是什么呢？我认为，腐败绵延不绝，久治不愈，根本原因在于偏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其直接原因则主要在于在新路线指引而形成的新制度下，腐败的成本太低，而反腐败的成本却会出奇地高。同时，腐败的“收益”又太高，反腐败的收益往往抵不住腐败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极大破坏与危害。二者均呈现出严重地不对称趋向。从而在腐败与反腐败斗争中极易造成向腐败一方严重倾斜的不利局面。
所谓腐败成本太低，反腐败成本却会出奇地高，那是说，腐败者往往都是身居高位者，天然地具备一层厚厚的保护伞，很难被发现；即使被一些人发现了，要想动他也很难，付出的代价会很高，甚至会高到吓人的程度。因为腐败者往往都会被一层层耀眼的光环所笼罩，而且会手握重权，外人很难发现其任何端倪。能够首先发现腐败者腐败行为的，往往就是在这个腐败者手底下工作、“小命”就捏在腐败者手心里的工作人员。而这个或这些个工作人员一旦敢于向上举报腐败者，往往立马就会触碰到腐败者早就精心编制出来的厚厚保护网，或者触碰到官官相护的“天然”保护伞。结果不仅会让腐败者毫发无伤，反而会让举报人深陷罗网。其中好一点的会被置之不理，泥牛入海无消息；差的，连举报信也会直接落入腐败者手中，从而收到无休止的威胁、利诱，遭受到无情的打击、报复，有的甚至会被投进黑监狱，甚至会付出伤痕累累直至生命的代价。至于腐败者给党和国家乃至整个社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与政治祸害更是大得不得了！
所谓腐败的“收益”又太高，是说，腐败者腐败所获得的，即使单纯从直接经济“收益”上看，就会高于其工资等合法收入的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从而更有“能力”去贿赂上司，更有“能力”编制“关系网”、“保护网”、“腐败网”，受到更周到的保护，更有利于其不断地“向上爬”——所谓“窝案”，所谓“带病提拔”就是这么来的！
同时，从腐败者腐败行为中直接“受益”的，不会仅仅限于腐败者本人，腐败者的配偶、子女、父母、他的整个家庭，乃至其他近亲属、狐朋好友等等都会从中“受益”。直至腐败者倒台了，其亲朋好友们仍然可能继续享受这个腐败者带来的“好处”——所谓“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几代人”都绝非天方夜谭。
所以，即使抛开其他，单纯地考虑这个收益成本比，对腐败者的腐败行为也必须严加惩处。
想当年，著名的刘青山、张子善一案，他俩贪腐金额合计现在的人民币是171.6万元，虽然在当时，这绝对是天价腐败，但考虑这两人的确是革命功臣，他们甚至曾经经受住了战场与刑场的双重考验，说他们曾经不愧为人民英雄的称号都毫不为过。所以，对这两个人是不是应该网开一面，予以轻轻放过呢？我想，我们这样做了，当时的群众也会原谅我们的。但毛主席绝不允许！历史也不会允许！结果，相关人民法院坚定地依法判处二人死刑，立即执行！表面上看是过于严厉了，其实这才是对我们干部队伍的最大爱护。因为杀了这两个人，挽救了、更警醒了成千上万革命干部，连刘、张两人自己也不得不服，这才保证了我国干部队伍、并带动了我们整个社会清正廉洁了三十年，直到毛主席逝世。因为在人民的法律词典里，只有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共产党内，决不允许“王子”的存在，没有功、罪相抵一说。后来，“再也不搞运动了”，不须“看群众的脸色行事”了，似乎这才叫对干部队伍真的好。其实，放过了犯罪的“功臣”，放过了犯罪的高官，共产党人不仅会最终失去民心，危害党的信誉与事业、危害社会，同时也会害了我们的广大干部。许多年轻干部，刚刚踏上干部队伍时，也许还满怀美好憧憬，很想为国家和人民干一番事业，可惜很快就会掉进腐败大染缸，一步步走进贪腐队伍中去而无法自拔——如今的这条错误路线毁了多少社会精英啊，没人能够算得清！没有法律与人民群众的约束，放纵了干部们内心深处的贪欲，大部分人走向违法犯罪道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
明乎此，首先在立法环节，对贪腐犯罪与其他犯罪就要体现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就要对各级干部队伍、特别是高官队伍、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违法犯罪行为表现出更严厉的处罚力度，而不是千方百计减轻这个力度。比如说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罚就不能低于对抢劫犯罪的惩罚力度，抢劫几百万、上千万甚至更少，大概都躲不过死刑；贪腐几百、上千万也必须处死！我们也尽可设置一个“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但这个罪必须比照贪污、贿赂罪及抢劫罪定罪量刑，而不是处以一个极轻的、象征性的处罚。这样，才会促使犯罪嫌疑人主动交代问题，减少“来历不明”的财产数额，更可以显著降低查处成本。我们何乐而不为？
同时，要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在相关适用施法解释中，就得对贪腐数额同其所受惩罚直接挂钩。比如贪腐一万就得予以党纪、政纪处分；贪腐十万就得入刑，同时“双开”；贪腐百万就得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贪腐五百万到一千万就应该判处死刑；贪腐上亿则应该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能留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空间。当然，投案自首、揭发他人有功、主动退赃、主动交代自己犯罪事实等均可以减轻处罚，但减轻幅度最多不能超过一个量级。至于贪腐过亿，必判死刑，则一概不能“通融”。这不是我们残忍，而是不如此，就不足以震慑贪腐犯罪，就对不起至今还信赖我党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我国的法律废除株连。一般来说，这非常正确。但对贪腐犯罪就不应该不受株连。因贪腐犯罪也会使罪犯的配偶、子女、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等亲人受益（免不了“受罚了我一个，幸福全家几代人”）；让这些人只受益而不受惩罚，那是不公平的。接受处罚而只是蜻蜓点水，没有对这种“受益”予以彻底清算，也是不行的！从腐败中受益而未予举报的必须受到相应、甚至同等的刑事处罚；对相关人员的家产，也必须予以彻底清算，已经吃下去的必须如数吐出来，受到违规提拔或得到其他好处的，也必须重新回到原点，甚至剜肉割疮。而及时揭发亲友贪腐犯罪的，法律则应予以鼓励。
不要担心监狱里人满为患，不要担心杀人太多会影响社会稳定。只要罚当其罪，不是滥杀无辜，只会大得人心，自能促进社会风气迅速好转。
不要担心干部大量流失会使政府停摆。我国各行各业都会出现缺人现象，唯独政府机关不会。因为政府机关本身不会有大的进入门槛，除非人为地设置这些门槛。像南街村的王宏斌、华为的任正非，如果立马给一个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的职位，会扛不起来吗？只不过现在的制度规定不允许罢了。“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本身就是天大的罪恶？这种情况不应该继续下去了。想当年，二十几岁的娃娃当团长、师长、军长都比比皆是，今天为什么就不行？！
同时，对正在服刑的贪腐犯罪分子，不能予以任何特殊照顾。他们的行为比其他犯罪分子更恶劣得多，影响也更严重得多。对他们任何一丁点特殊的“优待”，都对不起这种恶劣本身，更对不起深受其害的广大人民群众。
严惩腐败，是真想反腐必走的第一步。这一步迈不了，一切都是白扯。如果下不了严惩腐败这个决心，再怎样坚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都会没用的，腐败问题永远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获得解决。严惩腐败是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之所以实现不了，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贪腐官员太多了，而且遍布到了党委、纪检委、政府、人大、司法、政协甚至军队等政权机关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严惩贪官的法律根本通过不了。请党中央充分注意这一点，再不认真、坚决地走出这一步，我们国家仍然会很危险！而跨过了这一步，肯定海阔天空。
当然，在完全实施这些法律规定之前，先设置一个“缓冲区”也有必要。比如可以规定一个期限，在此以前主动自首，坦白交代了自己的一切犯罪事实，并积极主动地及时全额退赃，可以大大地从轻发落。我甚至考虑，在这个“缓冲区”时间内，只要在组织上还没有掌握确切证据的情况下，“竹筒倒豆子”，把自己贪腐犯罪的事实，一点不漏地全部交代清楚，并全额退赃了（这不能打一丁点马虎眼），可以“一个不杀”，给与一个较轻的刑罚（如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免于刑事处罚、直至既往不咎都是可以考虑的。但必须及时而无保留地将其犯罪事实全部公之于众，这也是丝毫含糊不得的。而一旦错过了“缓冲区”，则后悔晚矣。
（二）财产公开，让官员们不能腐。这是根治腐败的第二个治本之策，也是真想反腐必走的第二步。注意：我这里说的是财产公开，不仅仅是财产申报，而要比财产申报要求更高才行。
为什么官员们的财产一定要公开？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阴暗则是最有利的腐败催生剂、催化剂。我国腐败高发的第二个直接原因就是官员们的财产不透明，让腐败官员有暗箱操作、大肆贪腐的无限空间。
如今，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已经实行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的在一定程度上还实行了财产公开。但完全的财产公开、透明，大概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过。我国也已经算实行财产申报了，只是这个“申报”极其不透明，除了上级机关有几个人知道外，其他人统统不掌握。这是不行的！我国是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完全不同的、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都必须是能够向全体人民敞开心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像一般国家那样单纯地实行“财产申报”还远远不够，必须让各级党政官员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的财产统统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运行。如果你是村（社区）一级领导干部，你的财产情况就应该向全村（社区）人民公开；乡镇（街道）一级领导干部，就应该向全乡镇（街道）人民公开自己的全部财产……以此类推，如果你是中央一级主要领导干部，自然就应该向全国人民公开自己的全部财产。而如果你是某一部门的领导干部，起码应该向所辖部门的一切属下公开自己的财产，例如你是公安部长，就应该向全国公安系统内的一切工作人员公开自己的财产。而且这一切，在“候选”阶段就必须完成。对隐瞒不报的财产，一旦有群众举报，一律要严肃查清，属实者要全额没收，并一律以贪腐犯罪论处、从重处罚。
有人会拿保护隐私为名加以反对，那是站不住脚的。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当官就不能发财；发财就不能当官。不管你是否赞成这些观点，做共产党的“官”，就必须服从共产党的规矩！伟大的马克思早就告诉人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即使当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显然是大错特错了）没有错，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们也必须是最后一个富裕起来的群体！共产党员，个顶个都应该光明磊落，见不得阳光的财产一丁点都不该有！你应该做的，就是要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奔向共同富裕的大路上，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富裕起来。因为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自我革命，这个“自我革命”，不仅仅我们党在组织内要自我革命，党的每一位领导干部乃至每一位共产党员也必须自我革命！公开自己的财产，就是其敢于自我革命的具体表现。共产党人死都不怕，还怕财产公开吗？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财产，不愿意暴露自己的所谓“隐私”，就立马走人好了，任何人都不会拦着你。
财产公开，最迟也是在本世纪初就有人提出来了，但在会上就是通不过。为什么？不是因为条件不成熟、不允许，也不是程序问题不好解决，根本原因在于反腐败的决心不够！主观上维护了贪腐者的私利，客观上为贪腐者继续贪腐、不断地贪腐提供了便利条件。就是因为反对的人其实本身大多就是贪官，他们的财产大多都是贪腐来的，通过了这个法律，这不是在自断财路与自我亮嗮自己的贪腐真面目吗？所以，这个肯定会得到亿万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最好的阳光治腐法律几十年都不能通过，就毫不奇怪了——一个人是不是贪官，甚至都不用查，只要看一看他对制定财产公开法律的态度就一目了然了。这也恰恰说明，制定这一法律，的确势在必行。有这样的法律规定，才会使各级政府官员们即使一心想贪腐也办不到了，因为你只要一腐败，马上就“露馅”了。不管你是否愿意将这些贪腐财产公之于众，自己都会完蛋：公开了，“官”就立马做不成了；隐瞒不报，一旦被发现，结果会更惨！反对制定出这一法律，实质上就是有意要为腐败之持续不断留有后门，就是要适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意志，亡我中华！
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应该襟怀坦白，忠诚、积极。“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同严惩腐败，让官员不敢腐；实行财产公开，让官员不能腐比起来，更高层次的反腐，是通过强有力的制度保证，让官员们从内心深处就不想腐，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要使我们的官员们不想腐，首先必须
（三）加强我们整个党的组织建设，让每一位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始终生活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监督之中，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或游离于党组织之外的特殊党员存在。
由此，我想再一次提议：将来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时，应该在《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第一条“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前面加上两个字“至少”，变成共产党员“至少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从而让中国共产党九千余万党员中有名有姓的每一位，个顶个都能时刻生活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监督之中，不允许有任何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或游离于党组织之外的特殊党员存在。
一般说来，共产党员也是人，为了谋生，都要在一定的场合劳动、工作、学习与休息、生活，首先必须参加到其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工作中去，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接受这个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监督，在该组织中发挥共产党员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同时他还会在另外的地点居住、休息或休假，由此他也应该辅助地参加到居住地党组织工作中去，必要时也要接受居住地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监督。在需要时，应同样在此发挥出共产党员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来。而且，一个共产党员还会到外地出差，甚至临时到外地工作一段时间，只要时间足够长（如一个月以上），他还应该找到当地的党组织，参加到这个当地党组织的工作中去，接受这个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监督，在这个党组织中同样发挥出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在外出时，还有可能出现一次突发事件，需要成立一个临时党组织去应对。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遇到这种情况，也应该、而且必须积极主动报名参加到这个临时党组织的工作中去，并在接受该党组织的培养、教育、监督的同时，积极工作，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
同时，我们党历来是反对一长制的，不仅在人民军队的每一级中要同时设有军事首长与政治工作首长，每一级政权机构中也要同时设有行政首长与相应的党委（或党组、党支部）书记。但改开以来，我们在许多企事业单位中，往往却会搞什么党政“一肩挑”，这个“一肩挑”的首长会把工作精力统统用在行政事务上，党的工作完全不会放在心上；有时勉强实行一下党政分设，党委（党支部）书记也往往成为十足的摆设，行政首长会掌控一切、包揽一切，自然就没有了直接的外在监督。这样的制度设计，想杜绝腐败，怎么可能？——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一切国有的和集体的企事业单位都必须实行党委（党支部）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一切民营、外资企事业单位中也必须建立相应的党组织，具体负责该单位的政治工作、党组织建设工作，监督、保证该企事业单位的合法经营运作。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在我国每一个国家机关中，几乎统统都是由机关第一把手直接兼任机关党组（党委）书记，如国务院总理直接担任国务院机关党组（党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直接担任人大机关党组（党委）书记，最高法院长直接担任最高法机关党组（党委）书记，如此等等。这样的制度设计，工作自然是“方便”多了，但谁去教育、监督这个第一把手？我国目前仍有大量第一把手因腐败而落网（虽然在中央级这样的情况还似乎不多见，但地方“一把手”大员腐败，则完全不鲜见），同这样的制度设计没有关系吗？有人担心，如果在“第一把手”之外再配备机关党组（党委）书记，人员不好安排。这还是封建等级观念在作怪！共产党员在法律人格上应该一律是同志，人人平等。通过选举，国务院机关的一位普通共产党员为什么就不能当选为国务院机关的党组（党委）书记呢？这既可以减轻国务院总理的工作负担，又对总理本人发挥出党组织本应具有的培养、教育、监督作用来，让其心无旁骛地做好国务院本职工作，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而且，作为每个国家机关的第一把手，他还必须参加到一个党支部与党小组工作中去，并自觉地接受该党支部与党小组的培养、教育和监督。
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历来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个纪律，谁就是破坏了党的统一。就是说，即使你是国务院总理，有领导国务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权，但作为个人，不仅仍然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党中央的领导、教育、监督，而且仍然必须接受国务院机关党委（党组）的培养、教育、监督，接受你所在的党支部与党小组的培养、教育和监督。这样一来，即使你真想腐败，也会困难重重，成本、代价会急剧增加，不会像现在这样轻而易举。
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每一名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身处何方，都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自己的组织，接受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与监督，又能够在组织需要的时候充分发挥出作为共产党员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来。你还会时刻惦记着怎样腐败的事情吗？要知道，这样的制度安排，不是我这个具有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它本来就该如此！不然的话，一名共产党员只能在一时一地接受党组织的培养教育监督，在另外的场合则另是一样，那怎么行！更有甚者，有人一旦当上大官，就认为可以高高在上，不服从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与监督，就可以无法无天起来，那还能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吗？而且，在他的眼里，我们的党组织还在吗？
我还设想，毛主席和习近平同志都一直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么，党怎样领导一切？单凭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就能领导一切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充分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即不仅要通过党的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到各个企事业单位的组织系统来实施领导，而且应该充分发挥每一位共产党员的积极作用来，公开提出“全党执政”的口号，通过“全党执政”来领导一切呢？
确切地讲，我这里是想说，美西方不是天天指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民主吗？而且这个所谓“不民主”主要是指我们的各级主要领导人都是通过一定程序的任命（不是由选民真实选举）产生的。我们党是具有近亿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那么，在搞好党的建设的情况下，这近亿共产党员完全有资格代表全国14亿老百姓的利益与意志。如果我们党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到各个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统统由相应的党组织所属全体党员直接民主选举产生，而且规定在一把手缺位时由二、三把手依次代理，取消一切事实上的任命制。那时，我们才可以站到道德制高点上，该我们理直气壮地同美西方的假民主比较、斗争一番并必会赢得口碑、取得胜利的！美西方只是总统副总统、州长副州长直至基层政权正副领导人由全民直接选举而已，我们则可以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各省、市、县级党委常委、基层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委员一律由全党和所属党组织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产生。其中的从总书记到地方各级党委书记、基层党组织书记，乃至中纪委书记、地方各级纪委书记、基层党组织纪委书记、纪委委员也一同选举产生，然后再通过上级党组织批准、任命（这就是真正的选举制，“任命”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即可，一张选票足矣。只不过必须把等额选举一律改成倍额候选才行（差额选举仍然不够）。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的优越性会立马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可以有效地杜绝欺下瞒上、买官卖官等腐败行为发生了。与此同时，本来属于我们的民主大旗自然也会重新回到中国人民手中，帝国主义“民主”、“自由”、“人权”大棒再也无法伤害我们一分一毫啦！（这样的普通选举制，我们在下面的其他反腐制度设计中还要继续谈到）
而且必须说，一旦这样做了，全国近亿共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作为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自豪感都会极大地调动和发挥出来（想一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走到何地，无论身处一个多么熟悉与陌生的环境中，都能迅速地找到自己的同志！找到自己的组织，这是一件多么让人开心的事情啊！）；那些众多“挂名党员”大多也会满腔热忱地重新站出来工作；要求每一位共产党员“至少”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更会不成问题。同时，也更容易促使我们党积极做好吐故纳新工作，不断更好地纯洁自己的队伍（将一切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统统及时清理出党）；党组织本身的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都会急速提升；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崇高威望也能不断地迅速提高；党领导一切的执政水平也会有一个飞跃的进步；党组织对每一位共产党员的培养、教育、监督作用与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都会上一个新台阶；普通共产党员会带动群众积极反腐；党员领导干部大多也会积极努力“拒腐防变”……而且，广大人民群众会更紧密地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并更大程度地组织起来、联合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目标乃至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四）要让我们党的每一位官员均做到“不想腐”，其次，我们在党的建设方面，不仅要做好组织建设，也必须同时做好政治建设与思想建设。党的组织建设本身也必须以思想政治建设为引领。
思想政治建设本来就是我们党特有的传统与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做好反腐败斗争的最重要环节。我们现在之所以腐败高发，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改开以来，随着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乃至整个思想政治工作都严重地削弱了。即使为了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决定性胜利，我们也必须在搞好党的政治建设与思想理论建设上狠下功夫。
搞好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建设，党组织首先要大力抓好组织自身与党员群众自己的学习活动。当然要学习好相应的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但作为我们党的看家本领，尤其要学习好马列毛——要把我们党切实办成学习型的政党，把我们的各级党组织统统办成学习马列毛主义的大学校！
伟大的列宁告诉我们，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充实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因此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毛主席也经常教育全党，“情况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同志更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并曾（于2018年4月23日）亲自带领政治局的同志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光辉著作《共产党宣言》。因为我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党就会变修，国就会变色。而马克思主义又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自发地产生，而只能从外面通过认真看书学习灌输进来。在我党和我国人民文化较低的情况下，这种学习、教育活动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今天人们的文化水平已经普遍提高、并且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这种学习、教育活动更不能丝毫削弱，而只能不断加强。
最近我接连到国家图书馆去了两次，看到那里的书籍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不愧为国家级的图书馆，而且已经把《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文选》摆上了台面（虽然还没有摆全）。值得让人点赞！唯独让人深感遗憾的是，那里展出的马列毛主义的经典著作实在是少的可怜，只有十几平米的面积，而且连《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都一概没有展览全，马、列、毛著作的单行本也很少。其中，列宁著作单行本几乎不见踪影。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问题，而是要引导全国亿万人民群众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天大问题。当然，你尽可以说要与时俱进，有了特色理论就足够了，因为特色理论是与马列毛主义一脉相承的。但你凭什么认为其一脉相承？真是一脉相承，更应让大家看一看经典作家们是怎样说的，从而对比一下才会让人相信吧？事实上，改开四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或马列毛主义）都被严重边缘化了，国家级图书馆大厅上找不全马列毛经典著作只是这种边缘化的缩影而已。毛主席一生中都始终不忘马列，到了晚年还为大家开列出马恩列六本书、马恩列斯三十本书，一贯教育全党，马恩列斯是先生，我们自己则是学生。毛泽东时代风清气正，把马列毛主义摆到了正确的位置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原因。而如今贪腐情况如此严重，将马列毛边缘化同样是一个根本的原因！不从根本性原因上下手，怎么能指望腐败问题获得根本性解决呢？
当然，不是说读了马列毛几本书之后，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还必须在“学懂”“弄通”四字上下功夫。怎样才能学懂弄通呢？就不能像王明之流那样把马列主义当做教条来学，而必须把它当做行动指南，理论联系实际地学，把马列毛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来学。要取得当今反腐败斗争决定性胜利，就得有针对性地学。
首先，必须学好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列毛主义永远的经典！不管《宣言》发表一百七十多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全国九千多万、近亿名共产党员，有多少人认认真真地学习过《共产党宣言》？相关机关统计过没有？在今天，没有认真学习过《共产党宣言》的“共产党员”还会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吗？在市场经济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面对金钱、美女等数不清的诱惑，不学习《共产党宣言》，不树立起远大的理想信念，一旦做了“官”以后，若还能做到守身如玉，真的是很难很难。把《共产党宣言》当做必修课，这是对每一位共产党员、每一位申请入党的同志最起码的要求。
其次，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系统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经验教训，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观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也是每一位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们都必须要认真学习掌握的。
最后，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被称为老三篇，更应该成为每一位共产党员的座右铭。《老三篇》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要学习张思德同志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号召学习白求恩同志“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号召学习老愚公艰苦奋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培养教育出了左权、江竹筠、董存瑞、黄继光、雷锋、麦贤德、王进喜、陈永贵、钱学森、焦裕禄、甘祖昌、孔繁森、张富贵等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共产党人。还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矛盾论》、《实践论》、《<共产党人>发刊词》、《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等，还有习近平同志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一系列论述，以及在历次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纪委大会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讲话，都是我们反腐倡廉、打好反腐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我提议，要在全党范围内深入开展一次学习马列毛主义的大竞赛，认真评选学习马列毛主义积极分子和学习马列毛经典著作先进集体的群众运动。虽然一个人、一个组织的马列毛主义水平高低不能单纯地看他学习了多少马列毛的经典著作，但对马列毛著作一窍不通的人，绝对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则是确定不移的。在人们今天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甚至连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都不配！我们党内之所以腐败高发、许多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同我们改开以来至今一直没有形成一个认真学习马列毛主义经典著作的良好氛围不无关系。而我们一旦这样做了，不仅会让我们党的马列毛主义理论水平获得极大提升，伴随着我们党的政治建设与思想理论建设都会上一个大的台阶，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大多都会不想腐。腐败多发的局面肯定会大有好转。我们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崇高威望也会跟着大幅度提高的。
当然，学习的最终成果还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而这种检验，归根结底，就是要看他对劳动以及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就是要看他是热爱劳动，还是鄙视劳动？特别要看他对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态度：看他是否愿意做一位普通劳动者，愿意同普通劳动者交朋友；能否密切联系群众、同普通劳动者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去；是否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敢于同腐败分子与腐败势力做坚决、不妥协的斗争。
这里，我为什么要如此强调一个官员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态度呢？因为劳动才是对一个人心灵的最好净化剂，劳动人民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马克思一部《资本论》就是讲劳动与资本矛盾，强调劳动的伟大作用的；恩格斯强调，“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列宁大力提倡“星期六义务劳动”；毛主席反复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要求知识分子与领导干部都要经常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搞好调查研究，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听取群众的呼声，虚心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汲取智慧与灵感，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紧紧地融合在一起；习近平同志一贯赞扬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里劳动生产，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健康成长的深远意义。革命导师们这里所说的劳动，主要是指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生产劳动。
必须让广大干部统统能够认识到劳动在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作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有了人才有人类社会；劳动将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始终，人类社会也将始终与劳动相伴随；人类社会的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人类社会一刻也离不开劳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不仅在从猿转化为人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直到现在，它已然每时每刻都在每个人身上发生——人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离不开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的转化物。一切瞧不起劳动、瞧不起物质生产劳动、瞧不起劳动人民的思想与言行，本质上都是对人类、对人类社会的背叛！一切腐败行为本身也都是站在劳动人民的对立面，对他人劳动的无偿占有与无耻掠夺！
今天，让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都直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难以办到了，但直接深入到各类所有制企业的人民群众之中，同他们一道劳动、交流，体验到劳动的艰辛、劳动人民的艰辛，体验到劳动的光荣、伟大，体验到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利益的对立，体验到贪腐的丑陋、可耻，都是十分必要的。它会培养与劳动人民相一致的思想感情，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极大的净化，“不想腐”的意识也会油然而生。
有了对劳动与劳动人民的正确态度，才会对腐败行为深恶痛绝，才会在灵魂深处不想腐。
（五）在努力做好学习、教育工作的同时，还必须及时做好党组织的吐故纳新工作，时刻保持党组织的一潭活水，保持党组织朝气蓬勃的旺盛战斗力。
关于这一点，毛主席曾有一段生动的描述，“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我们党早在2023年末，就已经成为拥有9918.5万（近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超级大党了。一方面，我们自然应该引以为傲；但是，看到除了被开除党籍的腐败官员，以及自然死亡者以外，我们党的队伍基本上是有进无出的一潭死水，其中隐藏有多少包括尚未暴露的腐败官员在内的蜕化变质分子？混进了多少阶级异己分子？有名无实、完全起不到应有的党员作用的挂名党员又有多少？虽然没有看到相关统计数字，但可想而知，绝对都是一个极其惊人、占有极大比例的天文数字。由此，我们还能骄傲起来吗？
于是，我们自然应该想到，伟大的列宁曾一再教导我们，我们共产党人不会片面追求党员数量，更应该关心党员质量；名不副实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事实也正是如此。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只有35万党员（1917年）的时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有了550万党员（1945年）的时候，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有了1650万党员（1991年）的时候，却亡党亡国。教训不可谓不深刻！由此，我们在积极认真地发展党员，不断壮大党的队伍的同时，更应该时刻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只有党员队伍的质量才应该是党的生命！必须把一切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及时清除出党；把一切不合格、又不能限期改正的挂名党员劝退出党！同时把大量符合党员条件的、健康的新鲜血液不断地充实到我党队伍之中，这样的吐故纳新工作做好了，即使我们党只剩下一半的近5000万党员，甚或更少，只把合格和基本合格党员留下来，我们党的影响力、战斗力、生命力都只会有一个更大程度的显著提升。
关于党员标准，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人就应该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毛主席更有五十个大字的建党纲领，“党组织应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就是说，严格说起来，做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只有一个：必须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才应该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这不是说，只有无产阶级出身的人、而且是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才可以入党，其他阶级出身的人就不能入党。如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出身的人，只要克服其固有的阶级偏见，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并符合先进分子条件，照样可以入党。甚至剥削阶级出身的人也可以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但他们必须抛弃其原有的阶级立场，同原有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彻底划清界限，坚定地站到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来。我国的今天出了不少所谓民营企业家，从阶级属性说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属于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但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入了党，其中不少人还被评为优秀或模范共产党员（如许家印、任志强、马云、柳传志等）。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因为即使他们一直都是合法经营的，其收入的大部分也都是来源于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都属于剥削收入则是确定无疑的。如果他们当选为政协委员，甚至“人大代表”还勉强可以（但也只能同资本家阶级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相适应，不能大量挤占本应属于工人、农民代表的份额）。至于入党，我看还是免了吧！如果他们强烈地要求入党，当然也可以批准，但必须符合一个硬性条件，即他们所得的一切剥削收入（包括其超出熟练工人工资）部分的、高达上千万的年薪“工资”，须自觉自愿地一律上缴国库：其在相关公司中所占有的一切股份，也须一律计算为国有股份，并交由当地国资委统一掌控（这些统统不能有任何含糊——真正具有共产主义情怀的人肯定会愿意这样做的）。这样，他们同其他工人一样，个人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资本）了，在实际上已经变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再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考验，证明他的确已经在思想深处放弃了原有的资产阶级立场，具备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条件才行（这时候，他们还可以继续做公司的董事长、董事、总经理，但这是作为国有资本的代表去管理企业的，同原来其作为私有资本代表来管理企业的性质完全不同了）。否则，其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是没有任何权利和理由可被吸收入党的！而现实是，根本没做到这些的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却已经入了党，其中不少人还当成了企业的党委书记，这绝对是我们党所犯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历史性错误！——除非我们党已经改变了颜色，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了。
而且，这些已经入党了的企业家们，重复地说，尽可以继续做企业的董事、董事长、总经理等等，紧紧依靠广大职工群众管理好企业即可，但短时间内却不宜提名当企业党委的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纪委委员，最多做党委一名普通委员就行了。否则，那不是“信任”他，而完全是在害他！个中道理，不用说，人们也会明白的。
与此同时，对那些已经入了党，却不愿意交出其剥削收入的“民营企业家”们，必须通过开除与劝退等方式，全部清理出党！对莫言、方方、贺卫方、马立诚、王长江、张维迎、厉以宁、吴敬琏等汉奸公知，穿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却干着反毛、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勾当的小丑们，不论其尚中人世或已经死去，都必须果断地开除其党籍！对一切不起党员作用、经教育也不愿意改正的挂名党员也必须一律劝退出党。我们党没有什么比自身纯洁性更重要的东西了！
但这不是说，一切入党的同志都须百分百具备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条件。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事物，是否具备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条件也是相对的。而且即使一个人入党时完全具备了这个条件，但人总是会变的，经过或长或短一段时间后，也可能又变得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了。怎么办？毛主席告诉我们，共产党员光有组织上入党还远远不够，更要努力争取在思想上入党。而且要把追求思想上入党当做终生的奋斗目标和斗争义务。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面对金钱、美女等多重诱惑，每一位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在实践中更必须努力保持必要的精神定力、政治定力、战略定力，“吾日三省吾身”，时刻想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始终以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永葆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先进本色。
为此，我们的各级各类党组织都必须定期不定期地在党内开展经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必须积极地参与其中，又要欢迎党外群众的批评建议，特别是各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更必须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上级要监督下级，下级也要监督上级，一切党内的同志都要相互监督，还要自觉接受党外监督，严禁打击报复。一旦我们这样做了，一定能够防微杜渐，避免滑到贪污腐化与蜕化变质的邪路上去，及时去掉不良作风，时刻保持优良作风。
（六）要让一切官员都做到“不想腐”，不仅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而且还要对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工作人员一律变事实上的任命制为普选制，变一考定终身的国家公务员制度为有进有出、能官能民、可上可下的人民公务员制度，辅之以必要的工人工资制与民主选举制，让各级各类国家管理人员均难以贪腐，只能一心想着怎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时就告诉我们，“公社是由市内各区运用普通选举权所选出的市政参议构成的。他们对人民负责，并可以随时撤销职权。其中大多数人自然为工人，以及工人阶级的著名代表。公社不是议会团体，而是兼有执行及立法权的行动团体。警察向为中央政府的工具，此时立刻脱去他们的政治特质而变为公社的负责的并可以随时撤换的工具了。其他治理机关的官吏也是如此，自公社代表以下，公共职务必须取得工人的工资（笔者注：马克思在“工人的工资”五个字下边都标注着重号）。公共职务再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们的私有财产。不独市政（的管理）落入公社手中，向来由国家运用的创制权，也落入公社的手中。”
在这里，马克思总结出了巴黎公社两条成功经验，一是让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一律由选民选举（工人及工人阶级的著名代表）产生，并可以随时予以撤换；二是对一切公职人员一律实行同工人一样的工资。
而我国今天，距离这十分简单的“两条”之差距就太大了。首先，前面说过，我们一切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其实都是通过任命或变相任命的方式产生的（所谓的“选举”大多都是在会前确定，而仅通过会上的“选举”走一走形式而已）；而被任命的对象（除极少数人民代表即所谓“人大代表”外）则一律是所谓的国家公务员，而将一切非公务员统统排除在外。同时，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都是通过人分三六九等的特定级别决定的，当官与发财直接挂钩。而且官员们的收入远不仅仅工资这一块，与职位紧紧挂钩的各种福利待遇要比他表面上的“工资”不知还要高出多少！
关于马克思说到的第一条，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人民普选产生，对人民负责，并随时可以撤换。有人会辩解说，我们的任命制有什么不好？起码比资本主义那个“有钱人的游戏”好多了！我们说，资本主义国家那个“有钱人游戏”式的选举，的确是骗人的，但人家起码还能故意制造成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假象，而这个假象至今还在骗人、看来还能继续骗下去；而我们的任命制没有这个假象，却只能让人同“不民主”联系在一起！这怎么行？！由此，当今的帝国主义者还故意把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两类，他们自称自己是什么“民主国家”，把社会主义国家一律称之为“极权国家”。这对资本主义是自我标榜的谬赞，对社会主义则是一种十足的污蔑。对付这种谬赞与污蔑的最好办法，不是我行我素地继续实行名义上的选举制而事实上的任命制，而是切切实实地实行马克思早就总结出来的巴黎公社式的普通选举制。巴黎公社式的普选制与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选制”似乎有着某种相同之处，即工农大众与富豪官员们似乎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差别在于，资本主义选举出来的只能产生于资产阶级政党推举出来的候选人，巴黎公社选举的出来的则“其中大多数人自然为工人，以及工人阶级的著名代表”。人们不知道的是，前者，资产阶级给你以“平等”的选举权，那只是虚幻的假象，不过是借你的手给所谓的“民主选举”罩上一层好看的外衣（你自己则沦落成人家的工具）而已；因为没有足够的经费做宣传，你所属意的候选人是不可能当选的，你往往也只能在人家给定的两个或多个“候选人”中挑选出一个你认为最不坏的人而已！后者，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才会真正选出代表工人阶级意志与利益的代表，甚至你也有可能在“候选人”当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才是两种选举的真相——只有后者情况下，你才有名副其实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前者，你只有虚幻的选举权，完全没有被选举权。同时，选举结果一旦产生，无论你如何不满意，再想拿下他都会很难，除非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人也赞同你的观点——说明你只有虚幻的“选举权”，根本没有罢免权。而名副其实的选举权必须既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统一，又是选举权与罢免权的统一。只有“选举权”而没有被选举权，以及只有“选举权”而没有罢免权的“选举权”，都是在玩弄骗人的辞藻而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早在抗战时期，就在陕甘宁边区与各个解放区实行过类似于巴黎公社式的普选制，今天，在我们已经建国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如果仍然不能以普选的实际行动昭告全世界，那就是窝囊至极啦！
当然，我国现在也不是像巴黎公社一样的“工人阶级的国家”，而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国家主人的，也不只是工人阶级，而应该是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因此，我们每次选举设定的候选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其中大多数人自然为工人、农民，以及工人、农民的著名代表”，而不应该仅仅是距离工农大众太远的“国家公务员”。
就是说，连“国家公务员”这个名字也应该改一改了。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我们国家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我们国家的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我们国家的警察是人民警察，我们国家的法院是人民法院，我们的法官是人民法官，连我们国家的教师都是人民教师，我们的货币都是人民币……如果毛主席还活着，我们的电视台一定是中央人民电视台、山东省人民电视台，而不会是去掉“人民”二字的“中央电视台”、“山东电视台”，甚至那个著名的“国家大剧院”也一定是“人民大剧院”；更名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国家博物馆”也一定是“人民博物馆”……在这种情况下，唯独把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统统称之为“国家公务员”，而不是“人民公务员”，那不是相当奇葩与反常吗？
这不是我们在咬文嚼字，“国家公务员”可以与人民无关，可以一考定终身，当上了国家公务员就等于进了保险箱，能进不能出，能官不能民，能上不能下——除非他自动选择离职，或因严重违法犯罪被拿下。各级领导人员的选拔任用，基本上都要在“国家公务员”圈圈里打转转。为了能“进”、能“官”、能“上”，谁能保证他不往腐败的道上“想”呢？
相反，“人民公务员”就必须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且有进有出、能官能民、可上可下。而且，各级领导人员的选拔运用，不能局限于“人民公务员”，而可以到广大人民群众去寻找。“人民公务员”队伍自身，也要通过人民的选择，处于经常性的变动之中，而这种变动往往不取决于他自私的“努力”，而取决于人民的选择……因此，他一般也不会往腐败的路上想。
关于马克思所说的第二条，对一切公职人员一律实行同工人一样的工资。有人更会竭力反对，并且有人还曾提出了“高薪养廉”的口号与建议。我们说，实践证明，高薪是不能养廉的。因为薪水再高也是有限的，而人们贪腐的欲望则是无限的，二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无法相匹配。随着职位的提升，欲望也会水涨船高，无限制地不断拔高！何况伴随着职位的飙升，职权的加大，许多意想不到的“财富”还会“自动”找上门来，“逼着”你去“收”、去“受”，不收、不受还不行——“糖衣炮弹”欲砸中你，还真难躲得过！
怎么办？我们现在不是大力提倡“改革”与“创新”吗？的确，通过改革与创新，什么问题都易于解决！问题仅在于往哪个方向改革与创新。我们万万不能同资本主义“接轨”，往资本主义方向去改革与创新！而必须同马列毛接轨，往社会主义的方向改革与创新！这样做，也是两条。其一，下决心逐步取消一切事实上的任命制（不必取消一些表面上的任命制而事实上的选举制），对一切重要的领导岗位，如各级人民代表（即所谓人大代表），各级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委员，各级党政一把手，一律向选民“运用普通选举权”（其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向相应范围内的全体共产党员）直接选举产生的方向过渡。让我们的官员们统统都能够确切地知道，他们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给的，自己则都是人民公仆，同任何上级官员无关——必须让他们都能切切实实地摆正这个关系。其二，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只同他的业绩挂钩，同“工人的工资”挂钩，而同他的职位脱钩；其一切福利待遇也只同普通工人的福利待遇挂钩，而不能有专为领导岗位制定的任何单独的、特殊的福利待遇规定——将习近平同志所说“升官不能发财，发财不能升官”制度性地制定并落实下来，就能断了一切官员们的升官发财念想，而只能一心想着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哪里会有贪官污吏们的容身之地呢！
同时，我国宪法第二条还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就决定了，如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愿意把宪法的这一原则规定切实地落到实处，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定会成为我国最有权势的国家机关，再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锁定为以工农基本群众为主体，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定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当家做主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上述我们引用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一段话还特别指出，“公社不是议会团体，而是兼有执行及立法权的行动团体”，“不独市政（的管理）落入公社手中，向来由国家运用的创制权，也落入公社的手中”。结合我国宪法实际规定，这进一步告诉我们，为了不使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议会一类清谈馆的命运，还必须把它建设成“兼有执行及立法权的行动团体”。但是，实践的逻辑会证明，把立法权与本属于政府的执行权统统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之手并非明智的制度安排。可若人民代表大会只有立法权而完全没有执行权，仍然无法变成清谈馆的命运，完全无法成为最具权威的国家机关。所以，为了防止政府机关尾大不掉而完全不把人民代表大会放在眼里，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将银行、财政、国家规划与改革、国有资本以及国家机关人员编制的大权统统置于自己手里！这样，政府机关想不听命于人民代表大会都不行！就是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把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将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改革成计划与改革委员会——）计改委、国资委（国有资本监督管理委员会）、国编委（国家机关人员编制委员会）五个执行机关直接纳入麾下，变成自己的五个专门委员会。如此，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等一切国家机关才会听命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又必须以工农大众的代表（起码应占全部代表与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为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自然会顺理成章。政府、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关人员腐败的危险必然会大幅度降低。
（七）实行纪检监察机关与最广泛的群众运动相结合，打一场全面反腐的人民战争，这是我们必定取得反腐败斗争伟大胜利的最大底气之所在。任何不要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片面反腐，都是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的！
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打一场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力的反腐败人民战争，造成陷腐败分子与腐败势力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才会，也必会取得反腐败斗争决定性胜利！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当年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是怎样被赶走的？国民党反动派是怎样被打倒的？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是怎样被我们打败的？答案就是四个字：人民战争。今天，面对的腐败分子与腐败势力，难道比小日本、蒋介石、美国佬更难对付吗？的确，它们比上述敌人更隐蔽、更难识别，但不等于我们就不能看清他们的真面目了。而今天，前腐后继、甚至越反越腐的总根源根本不在这里，而恰恰在于我们忘记了人民群众，忘记了人民群众有无穷的创造力，忘记了人民战争不仅适用于对付外敌、适用于对付公开的反动派，而且对于不得人心、被人们深恶痛绝的腐败分子与腐败势力更应该得心应手才是！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能够让土豪劣绅们服服帖帖，文化大革命运动能够让一切当权派断了贪腐的念头，今天如果我们敢于发起一场反腐倡廉的人民战争，照样会立马取得意想不到的辉煌战果。现在我们所缺乏的，只有两条：一是四十多年持之以恒的所谓“改革开放”已经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与体制改革得面目全非，已经高度组织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基本上被打成一盘散沙，重新组织起来自然有很大的难度；二是某人不愿意看人民群众的脸色行事了，声称再也不搞群众运动了。而这个根本违背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的东西至今仍然被当成圭臬、当成至宝，死也不肯放弃了！
必须明确，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长着三头六臂，为什么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地发展壮大，战胜一切强敌，从一个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就是因为我们党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特有政治优势——她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除了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她本身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可图。这才使得她天然地就具有了一个最大本事——能够把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充分、最大程度地发动起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让广大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并凝聚成一股排山倒海、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从而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敌，最终自己解放自己。如果一旦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我们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必定一事无成！
同时，我们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特有的政治优势？那是因为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了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也同我们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为什么他能够在他的众多战友们中间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并带领我们的党和人民战胜一切强敌？答案就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相信群众。就是因为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具有一个比他的众多战友们都高明的地方：作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毫不动摇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勇于放手发动群众，能够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向着眼前的共同目标与最终的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这两大目标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奋斗。
与此同时，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最大罪恶就在于，他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把已经高度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重新打成一盘散沙——强迫广大农民学小岗分田单干是这样；搞浩大的“下岗再就业工程”是这样；不竭余力地把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打下去还是这样；当初不竭余力地宣传“猫论、摸论、先富论、不争论”也是为了这个。因此，即使单纯为了取得反腐斗争的决定性胜利，我们也必须认清这一点，必须重新回归到马列毛主义路线的轨道，必须下决心把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重新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只要还有一点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气概，就必须这样做。
要知道，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与无敌力量，单纯依靠纪检监察机关，即使这个机关是多么纯洁的，想取得让人民都能看得见的满意成果，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家已经成了气候，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权有势的整整一个阶级（党内资产阶级）的力量（尽管还是一个隐蔽的、却能随时表达出来的力量）！而纪检监察机关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无产阶级力量的一部分——何况纪检监察机关本身也并不纯洁，党内资产阶级的力量早就渗透其中了。
知道当年国民党的所谓抗战是多么拉胯吗？其九一八事变后整整六年“绝对不抵抗”就不说吧，除了所谓八年抗战初期一些爱国将领还算卖力外，连蒋介石声称为了所谓打乱小日本从北向南的战略部署而亲自安排的“淞沪会战”都被打得一败涂地；接着的所谓首都南京保卫战的部署更是形同儿戏，接着就酿成了惨痛的南京大屠杀！至今提到南京大屠杀时，人们用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勿忘国耻”。可是，这个“国耻”是谁的耻辱？只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耻辱，绝不是中国人民的耻辱！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既勿忘小日本制造的“国仇”，又勿忘大汉奸蒋介石、汪精卫等酿成的“国耻”！而且直到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本来应该是中国人民对日大反攻，结果在小日本的最后垂死挣扎下，却仍能造成国民党战场上的豫湘桂大溃败——这是真正的“国耻”——“国”民党永远都无法洗净的“耻”辱！
国耻即国民党的耻辱是怎样造成的？是蒋介石国民党只要军队参加，不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片面抗战路线造成的（因为他们不仅瞧不起人民，而且还仇视人民）！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什么最终会取得胜利？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执行了一条“动员起了全国老百姓”的人民战争——全面抗战路线取得的！今天，我们要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也必须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打一场以纪检监察机关为基干、广大人民群众为主力的反腐败人民战争——全面反腐。而绝不能单纯依靠纪检监察机关，完全忘记了全国的老百姓，在无意之中搞成一条片面反腐的路线！更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打压反腐败的人民群众！不允许继续丑化像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和后来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伟大群众运动（尽管由于其史无前例而均不可避免的存在许多错误与失误）。要知道一切腐败官员与腐败势力都可以暂时避开纪检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审查，却无法避开一切人!无法完全避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更无法避开伟大的群众运动！！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只有被某人深恶痛绝的群众运动，才是可以把成千上万颗腐败灵魂拯救出来的真正英雄；也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才是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必定不断取得胜利的最强有力的锐器与致胜法宝。有了这个锐器与法宝，甚至可以让藏在一些官员心中那个腐败魔鬼刚刚蠢蠢欲动，腐败行为刚欲开始，就将其消灭于萌芽之中，有效地阻断其蜕变成腐败分子的进程。放弃了这个锐器与法宝，单纯依靠纪检监察机关，不要人民群众普遍积极参与的片面反腐，只会酿成越反越腐的历史性悲剧。在腐败势力真正成了气候的时候，“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口号也会终止在路上的！同时带来同苏联东欧一样亡党亡国的悲剧！！
怎么办？一句话，重罪需用重典，重疾必用猛药！想彻底治愈我党连续四十年改开中，刻意远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轨道而累积下来、必制我党于死地的腐败重疾、顽疾、恶疾，就必须用一剂能够刮骨疗毒、痛彻心扉的猛药！这剂猛药，毛主席早就给我们开好了，这就不是“踢开党委”，而是必须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各级党委紧紧领导下，再来一次让走资派与反动文人们闻风丧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起全国老百姓，搞一场更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至于会遭到内外反动派的拼死反抗，那是必然的。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只有这样做，才恰恰终会证明，我们党是做对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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