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委内瑞拉右翼发动了一场针对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继任者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as Maduro)的未遂政变。在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o)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后，委内瑞拉街头发起了一波群众动员。瓜伊多得到了一些国际外交干预的支持，例如美洲国家组织、美国和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政府。瓜伊多试图通过给委内瑞拉普通民众提供资金帮助来解决他们的切实问题。美国呼吁马杜罗批准资助进入委内瑞拉，但是美国仍旧对委内瑞拉实施经济制裁，包括对其国有石油企业进行制裁。委内瑞拉持续不断的国内冲突让人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了拉丁美洲这片土地上。
自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以来，拉美许多国家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左翼政府，这一现象被统称为“粉红浪潮”。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这并不是由于它们政府本身的性质或者它们采取的和未施行的政策，而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民众动员表现出的多层次性。除这些国家外，一些政治评论员也将以下这几个国家的政府看作是粉红浪潮的一部分：从阿根廷的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éstor Carlos Kirchner)及其后的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政府、巴西劳工党的卢拉(Luiz Incio Lula da Silva)政府和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政府，再到墨西哥最近当选的洛佩斯(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政府。各界对于是否要将这类政府划分为同一类运动浪潮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因为它们上台的背景和因由及其执政表现都大相径庭。
然而，可以明确的是，这一政治发展阶段在拉丁美洲似乎已经进入了尾声。粉红浪潮已经逐渐衰退：委内瑞拉正陷入巨大的危机中;在玻利维亚，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领导的政府正在追求安第斯亚马逊式的资本主义;厄瓜多尔的列宁·莫雷诺(Lenín Moreno)新政府似乎与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领导下的前任政府大不相同;在阿根廷，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领导下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咄咄逼人;最糟糕的是，贾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成为了巴西的总统。
局势的逆转对国际左翼来说意义重大。“粉红浪潮”政府在世界各地受到了许多左翼人士的拥护和尊敬。实际上，对诸如西班牙的“我们能”党这些具有影响的左翼政党而言，“粉红浪潮”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实践榜样和新的希望。但是，毫不夸张地说，有些人对查韦斯和莫拉莱斯已经到了近乎盲目奉承的地步。就像迈克·冈萨雷斯(Mike Gonzalez)所说的：“人们将理智放在一边，只会盲目地歌颂他们的政治举措。”另一方面，“粉红浪潮”的消退被右翼势力(在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当作任何左翼替代计划都是不可行的有力证据。我们要重新审视和修订“历史已经走到尽头，只有新自由主义模式才能在21世纪行得通”的论断。有人认为，所有与之相驳的观点要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要不就是企图引进非民主的政权来建立恐怖的极权主义政权和制造经济大混乱，这正是美洲国家组织和欧盟在委内瑞拉政变背后进行操纵时所宣扬的。鉴于拉丁美洲的许多左翼替代计划经历了失败，因而真正去了解“粉红浪潮”政府到底遭遇了什么至关重要。
冈萨雷斯2018年出版的《粉红浪潮的退潮：拉丁美洲左翼的低谷》这本著作针对这些政府作出了简明扼要的批判，并对在这些政府任内发生的政治进程(在某些情况下现在仍在发生)进行了概括分析。这本书是基于他早期的著述(特别是关于委内瑞拉的著作)，也是基于杰夫·韦伯(Jeff Webber)和乔治·奇卡列罗-马赫(George Ciccariello-Maher)等人的著述所作的更详尽的研究。
该书一开始描述了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兴起，随后将左翼政府置于1990年代拉美遭受新自由主义冲击这一背景下展开论述。当时，国家成为跨国资本的代理人这一现象的出现，标志着军事独裁的政府转变成为包括曾经的左翼政客们在内的所谓的民主政府。这类政府佯装维护基础设施，实施社会控制，但与此同时将服务业和国有工业私有化，并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开放经济。冈萨雷斯指出，左翼的主流群体“放弃了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改革”，同时，工会的力量在激进的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有所削弱。冲在这场暴动最前线的是土著、被剥夺财产的农村穷人和人数在不断扩大的城市贫民。
随着灾难性后果逐渐明显，数百万计的抵制事件和激烈的抗议引发了一股冲击拉美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热潮，挑战了推动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各国政府及其幕后的国际机构。例如，1989年发生在委内瑞拉首都的城市起义“加拉加索骚乱”，1990年厄瓜多尔的大规模的民族起义，1994年墨西哥伤亡惨重的萨帕塔起义。这些反抗运动由左翼政党和被削弱的工会组织发起，主要参与人员是城市贫民或土著的基层组织。这些组织后来为“粉红浪潮”政府上台提供了群众基础。他们要求得到能保证生活需求的权利，如水、土地、就业和住房或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同时也要求权力下放以及替代剥削和不平等的真正的民主。
无论是厄瓜多尔土著民族联盟(CONAIE)的起义、1999—2000年的科恰班巴水战、2003年玻利维亚推翻执政政府的天然气管道风波，还是查韦斯政府在2002年的军事政变和2002—2003年的“加油站老板罢工”中为捍卫政权采取的措施，众多的社会运动仍旧十分鼓舞人心。对那些认为解放工人阶级需要他们自己行动的人而言，他们对不断变化的本质也提出了耐人寻味的问题。新自由主义改变了工人阶级的结构，使其从制造业和公共部门转向正式和非正式部门、原住民组织、贫民窟居民、社区协会、街头小贩和小商人之间的联盟。
例如，当采矿业是玻利维亚的朝阳工业时，矿工工会(Federación Sindical de Trabajadores Mineros de Bolivia)及其掌权的工会联盟(COB或玻利维亚工人中心)是阶级斗争中的核心角色。但现在的采矿部门已变得几乎只剩空壳，只有几千名私人矿工或合营矿工。但是他们的组织传统和意识形态仍在被广泛传播。
传统劳工运动的堡垒在其他国家也在逐渐瓦解。一些地方的工人仍然有着集中组织，但他们没有以前的实力，也不像过去那样在政治领导层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拉丁美洲和南半球的一些地区需要重新评定那些有可能改变社会和挑战权力的潜在力量。同样，对于阶级、种族、团体认同感、性别和地理位置等的不同考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促使我们重新评估21世纪一切潜在的革命事业。
冈萨雷斯引用约翰·贝弗利(John Beverley)关于社会运动与其扶持上台的“粉红浪潮”政府之间关系的表述作为全书的警句：“究竟是社会运动控制了政府，还是因为它限制了原有的激进力量和可能性而反被政府控制?”
“粉红浪潮”政府取得的经济优势并不代表着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重大突破。即使是最激进的“粉红浪潮”政府，也没有动摇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但这并不是说，这些政权没有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或是没有为工人阶级提供什么福利。例如，委内瑞拉实施的一系列以“任务”命名的项目或卢拉政府的再分配方案的影响是绝不能忽视的。在本世纪初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期间，较为激进的“粉红浪潮”政府利用地方的补偿金，将资源重新分配到教育、住房、医疗和福利领域。
然而，资本主义积攒的动力和这些经济体对初级产品的依赖并未受到动摇。委内瑞拉对石油的依赖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所有“粉红浪潮”政府对采掘工业或出口农业的依赖度都增加了。这就意味着环境和群众将受到破坏性影响，采矿、石化、牧场或农工生产将迫使人民离开他们的家园给工农业让路。玻利维亚的蒂普尼斯基础设施项目和厄瓜多尔在亚马逊的叶苏尼油田就是典型的例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的“采矿弧”计划，该计划给予了159家跨国公司特许经营权，允许他们为一家位于不受宪法管制地区的私有的、军方运营的公司开采矿产、石油和天然气。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将这一过程称为“剥夺式积累”。反过来，这意味着一种经济模式，即尽管进行了重新谈判，但仍然接受这些国家在全球资本控制下作为初级产品生产国进入世界经济。2008年经济衰退的消极影响终于在2012年左右波及拉丁美洲时，人们不得不在谁该为这场危机买单的问题上作出同样的选择。
粉红浪潮政府也没有对国家结构作出挑战。尽管引发粉红浪潮的社会运动确实掀起了大规模集会和各种形式的参与式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存在构成了挑战，但这些运动在新的粉红浪潮政权下已逐渐消失。即使成立了新的制宪大会，它们也依旧行使着资本主义国家机关的职责。例如，在任何情况下，这些政府都没有建议将公职人员的薪金限制在平均工资之内，也没有提出一种有效的问责或罢免机制。军队并没有被任何形式的工人民兵所取代，事实上，特别是在委内瑞拉，军队成为了国家管理运行的中心。冈萨雷斯描述了粉红浪潮政府推动的“将(社会运动的)力量重新转化为选举政治，在不改变国家制度的情况下接管国家的管理”的过程。
腐败常常是用来打击“粉红浪潮”左翼政府的利器，也是它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正如冈萨雷斯反复声明的那样，否认不是办法。说它是右翼的凭空想象也并不恰当。但通过说巴西的迪尔玛是清白的(可能是真的)，而弹劾她的人更腐败(肯定是真的)，又或者通过说委内瑞拉的右翼得到了受贿的商人、毒贩或美国另类右翼的班农势力的支持来弱化腐败问题，这样也并不可取。相反，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他们和国内资本部门、跨国公司和外国投资者进行政治与经济交易导致了腐败和欺诈，从而破坏了拉丁美洲人民的资源，使其陷入贫困。只有打破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摧毁被迫实施资本主义的国家架构，才能使那些已经动员起来并将坚持不懈反对压迫、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数百万人发出真正的声音。与此同时，必须从底层人民中发展出负责的、有代表性的、有生命力的人民权力机构。这也正是“粉红浪潮”国家所缺少的环节。
如何组织工人阶级的力量来完成这项任务，仍然是一个问题。20世纪拉丁美洲的社会民主、斯大林主义和游击派政党都未能做到这一点，他们要么屈服于新自由主义、宗派主义，要么屈服于对群众运动几乎没有发言权的精英先锋队。对一些人来说，革命政党的思想现在已经无关痛痒，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中。对此，许多优秀的粉红浪潮作家和批评家都认为这是由水平化、自发主义、地方主义或定义不明的运动主义(movementism)导致的。但问题是，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的残酷无情，他们也无法提供一种能够果断地推翻这一制度，并让绝大多数生产者得到经济和政治解放的政治方法或手段。
其他批评者，包括本评论中提到的一些人，尽管他们在评论中很少讨论革命政党是如何构成的，它到底是如何与社会运动相联系的，或它如何才能发挥作用，但他们并不必然抛弃了革命政党的想法。革命左翼在拉丁美洲仍然存在，并开始对过去20年的经验进行反思和批评。然而，对于工人阶级斗争的现实，这些思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边缘化的。这场辩论至关重要，既要从本书所考察的经验中学习，又要为已经开始的未来战斗做好准备。粉红浪潮衰退中的政治局势要求出现能够推动反右翼斗争的政党，关注工人阶级、穷人和被压迫者的群众运动的潜在力量，并能将这些力量统一在一个战略中，这个战略的目的不是管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是对抗和推翻它。
批判粉红浪潮政府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者在当前发生的阶级斗争中是中立的。我们无条件地、明确地反对侵犯拉丁美洲人民权益的右翼势力。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因为帝国主义的干涉在这片大陆中显现出越来越大的侵略性。批判粉红浪潮的目的是分析所发生的一切并从中汲取教训，以便更好地参与工人解放和夺取政权的斗争。
本文原载《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杂志2019年总第162期(4月18日发行)，译文有删节。本文是对迈克·冈萨雷斯《粉红浪潮的退潮：拉丁美洲左翼的低谷》(The Ebb of The Pink Tide: The Decline of The Left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Pluto Press, 2018)一书的评介。作者安迪·布朗(Andy Brown)为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党(该党意识形态为托洛茨基主义)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