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方方这两天又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了。
事情缘于@共青团中央 微博发表了一则题为“2019-2020年最受青少年关注的十大辟谣案例”的视频，其中就提到了“满地无主手机
”的谣言：
这下可惹恼了方方，要把@共青团中央 “记录在案”，上次被方方“记录在案”的是在武汉一线奋战了两个多月的张伯礼：
毫无意外地是，方方的“记录在案”又成为了群嘲的对象。
武汉抗疫初期，的确是存在很多混乱无序的状况，方方听到一些也是正常的。但是，在群众的监督批评以及上级的积极干预下，混乱的状况一一得到了纠正。尽管依然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从最后的结果看，中国人民是取得防疫战初步胜利的。
方方描述的“无主手机”问题，在初期会不会存在?笔者认为初期存在个例的可能性是有的，但用“满地无主手机”这样的字眼，就属于赤裸裸的造谣了;而在武汉医生“战疫”初步胜利之后专程给逝者家属送手机的视频已经被公布，逝者遗物如何被处理的详细报道已经出来的情况下，方方却依然死不认错。
前几天，方方的《武汉日记》法文版出版，方方还接受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法广开宗明义就对中国进行攻击：
方方在采访中也配合了这种攻击，她说:“我被网络暴力攻击长达几个月，到目前仍未完全停息”，“死了这么多人，被感染者也这么多，人类总会有一些教训的，有教训就会有改变，只是需要时间。目前我们还看不到这些变化。”
方方依旧在采访中撒泼，声称被“网络暴力”，却不肯为自己的谣言检讨或道歉一个字，上上下下几个月的努力竟然被她说成“目前我们还看不到这些变化”……
虽然作协现在依旧没有处理方方，方方的中篇小说《风景》更是入选了南开大学出版社的新编《大学语文》教材，方方在精英阶层中依然很吃香，但是，无论方方现在说什么，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相信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内外的大量事实已经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方方那条“满地无主手机”的谣言自然也就不攻而破。
方方日记被称作新时代的“伤痕文学”，而80年代就已经“出道”的方方本人更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伤痕文学之所以能够兴起，并被很多人相信，就在于关键的历史事实被遮蔽。
例如，在今年三月份开始，某些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就开始借助钟南山的网络热度，炒作钟南山母亲廖月琴在1966年7月自杀的“冷饭”。昨天，某自媒体更是抛出了一个“拉仇恨”的标题：
了解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1966年7月底发生了一件大事，标志着那场运动的转折，那就是7月28日毛主席指示撤销工作组，随后开始了数个月同“资反线”的斗争。无论是老舍，北师大卞仲耘，还是廖月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恰恰是“资反线”一手促成的。而毛主席逝世以后，这些悲剧都栽赃到了毛主席头上;而毛主席同“资反线”斗争的历史事实却从来不被主流提及。
又如，直到现在还在被反复炒作的，毛主席晚年的最后十年“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问题。这个问题还被演绎在前几年的电视剧《老农民》里，作为对那个时代主流路线的批判：
事实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潮在新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其背后恰恰反映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一轮发生在1956-1957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的后期，出现了很多过左的做法，毛主席一直在进行纠正，反复提要给资本家、地主出路，指示“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公私合营之后，很多接受和平改造的企业主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毛主席，而困难时期毛主席更是将自己的工资降到三级，此后再未涨回去，那十年揭露了很多事情，其中就让人们知道，原来不仅仅是企业主，那些大知识分子、甚至一些著名演员，他们的工资都比毛主席高很多，这在真正“按劳分配”的时代是难以想象的。这恰恰说明，毛主席是反对“极左”做法的。
第二轮发生在大跃进时期，有些官僚大刮共产风，把“徐水县人民总公社”树立为典型，徐水的农业社和社员个人的所有生产资料和大部分生活资料归公，实行所谓“全民所有制”，连个人住房也要准备随时拆除，让社员住到新村中去，还搞起了大食堂。官僚们还要求各地学习徐水“彻底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的样板，将社员的自留地、自养牲畜、自营果树以及一些较大的生产工具收归公社。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开始，毛主席就在着力纠正“共产风”等“五风”问题，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由毛主席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了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保持按劳分配原则、社员的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小副业”等原则和政策。然而，毛主席的正确指示却贯彻不下去，以至于后来不得不通过“党内通讯”的形式给各级干部写信，表达意见。正因为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被“屏蔽”，这才导致了1959年冬至1960年春的大面积饥饿问题。
第三轮发生在1964年前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初期。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至少应该去看一下“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毛主席当初指示搞“四清”的初衷，是解决干部队伍“当权派”的问题，矛头是对上的;某些人具体去搞的时候，就变成矛头向下，盯着“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专整基层干部、整工人、整社员，这才造成了又一轮“割资本主义尾巴”风潮。
第四轮发生在1970年前后。1968年运动退潮以后，知青上山下乡，革委会实行三结合，原来的干部系统的人被重新吸纳进来，于是有些人以为大局已定，尾巴又翘上了天，开始搞“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做法，但很快被制止。我们从当时的《人民日报》，就可以寻得一些踪迹——那时的两报一刊可是代表毛主席的，这些当年的报道中，正是在旗帜鲜明地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
用全文检索的话，仅《人民日报》在1971-1976年都可以找到数十条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谬论的文章。而这样的历史事实后人大多是不知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谬论也就被栽赃到毛主席头上了。
一些干部头脑简单、作风粗暴，搞了“极左”的做法，某些人则是“形左实右”，故意把水搅浑，等到毛主席走后，再把脏水都泼到毛主席头上。不可否认，因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客观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现象，以及老舍、廖月琴的悲剧的确是发生过，但要分清哪些是主流，哪些是支流;哪些是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造成的，哪些是背离毛主席路线造成的。
为什么在方方造谣“满地无主手机”问题上，主流精英就能拎得清主次，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等问题上就拎不清主次，揣着明白装糊涂呢?不公布反毛谣言背后的事实，在面对“割资本主义尾巴”与“满地无主手机”这两则谣言时搞双重标准，是无耻的表现。
事实是戳穿谣言最有力的武器，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去了解真实的历史，真正的事实。
附：新中国历年人均生猪存栏量，看看毛时代是不是不让养猪?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从这个数据不难看出，除了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时代的生猪存栏量基本是稳步增加，最后十年增长更是迅速。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人均生猪存栏量已经达到了人均0.3头的水平，与毛泽东时代之后四十多年的水平基本持平。当然，因为毛泽东时代还没有大量从国外引进快速生长的白条猪，猪种改良在70年代尚在进行过程当中，同样也没有猪饲料和生猪添加剂的使用，出栏周期是现在的2~4倍，再加上农业支援工业积累实现现代化，相当一部分猪肉用于出口创汇，因而民众的普遍感觉是那个时代很少吃到猪肉。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个时代并没有“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社员养猪。
